我常去医院尽孝，从老爸日益不稳定的病情中预感到一丝不祥气息，特别是回家过年时复发一次后，他自己也觉得越来越糟糕。老爸凝视我的慈祥眼光，愈发掺揉进黯淡无力和悲哀的底色。母亲越来越焦急和无奈，两年的艰难护理透支了她的健康，几十年的伴儿，随时可能离她而去。
入冬后，老爸又一次复发，病情急转直下，失去了语言能力。医生警告情况异常严重，老爸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全家轮流守护。我从他断断续续的声音、微微翕动的眼睛和浑浊的泪光中读出了他的人生遗言——怎么办？在他每月千把元工资没后，这个家怎么办？这个二野老兵到死也不明白，几十年前得罪一个局长，他的老伴居然在工作十多年后被无情解雇；他的五个孩子，老大十多年前背井离乡后，在武汉长江大桥桥头上死于车祸，余下四个全部下岗，连我这个寄予厚望的大学生也没逃脱。
我一个在省城的姐率全家赶回来，一些老同事和亲朋好友纷纷前来探视，老爸在太行山里的家人只是来电话电报，他们依然很穷，买一张火车票都吃力。一周后，老爸发生脑溢血现象，陷入昏迷。在清醒的最后几分钟，他把我姐叫到耳边，表达了他的人生愧意——没把家人生计安排好。他还说，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不安分的儿子。
他的组织在他失去知觉后，终于来了。
老爸持续高烧四十一度以上，引发多种内脏并发症。他被插上输液管、氧气管和导尿管推入抢救室，医生正式下达病危通知书。我们通宵达旦地守候，不时在他腿上掐一掐，为他翻身通风，为他吸痰清污，还四处找来冰块袋和冷毛巾进行物理降温。我们徒劳地在他耳边不停地呼唤，不时察看他的眼球变化，梦想奇迹发生。每一次眼球转动，每一次喉结蠕动或轻咳，每一次肢体的细小抽搐，每一次短暂的体温回落，都会让人惊喜若狂，疯子似的找来医生查看。但他的生命体征终究一滴一滴流逝而去……他壮硕的身体终究不敌病魔入侵，生命处于弥留状态。
几天来，我和我弟采取坐在一把椅子上、头部放在床上的睡姿轮流短暂休息，我妈则睡在旁边一张床上。一个清晨，我从老爸病床旁的椅子上醒来，我妈让我先去医院外的餐馆吃饭，吃完回家睡一觉。我作为闲人，连续守护一周，都要崩溃了。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我一出大门，连着几个寒噤，头昏眼花饥肠辘辘的我迎风走进一家早餐铺子，狼吞虎咽地喝着热粥吃着凉面。手机突然响了，传来我姐绝望而断裂的哭叫：“爸——爸——不——行了不行了……”
几百米的距离如此漫长，我天旋地转跌跌撞撞地跑回乱成一团的病房。几个医生正在紧张施救，一个医生使劲按住氧气罩，另一个先用双手做人工呼吸，再用两个电熨斗似的电子心脏起搏器在老爸的胸部规则地按压。母亲几欲昏厥，姐弟们扶住她，紧张而木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约二十分钟，医生动作慢了下来，查看了脉搏、心电图和瞳孔，终于放弃了。老爸紧闭的双眼忽然流出一行浑浊而滚烫的泪水，他拼出全部力量，奉献出最后一丝生命体征和人生感悟。
这家医院医德尚好，除了中途偷偷请医生护士吃了两次饭，没送一分钱红包。医生说，老爸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一般中风复发后出现脑溢血很难扛过三天。一些老人说，我这个火焰高、阳气盛的儿子一直在旁边守候，连鬼都害怕；我一离开，病魔乘虚而入，拿走了我老爸的阳寿。
那些我常常见到的老革命们说得不错，他们去见马克思时，至少还有个组织送他上路。的确，老爸的组织派来了一辆破面包车和大卡车，拉走来宾和一车花圈。为了显示公事公办，后来又在丧葬费中扣除租车费。公司那个刚上任的经理，甚至连最后一笔区区二百块钱医药费都不给报销，一本正经说按市上文件那药物属于自费；我找到医院，医院拿出省上文件说应该报销。我晕头转向地被踢了几个来回才明白，原来组织也有神经错乱的时候，便放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