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拉我去做少儿英语培训，我拒绝了。我实在无法殚精竭虑歇斯底里地和一帮流着鼻涕穿着开裆裤的小屁孩厮混在一起。我妈看见一则广告，一所中学在招英语代课老师，按课时付酬，每课时十块大洋。我听了直摇头。想当初，我哭着喊着想去教书，那帮王八孵化物却不让我去。现在去瞎教什么？何况，当年我“稀饭”学院的同学们都混上中学一级二级教师了，难道去做个工资只有他们三分之一、没编制的代课教师同事吗？我还要脸吗？
我也不想再去做什么街头窜窜，摆个地摊什么的，钱挣不了几个，把人弄得灰头土脸气急败坏的；如果遇到发了情的城管或喝醉了酒的大盖帽，没准小命都难保。我曾亲眼看见这些家伙像“动物世界”里的猛兽攻击食草动物一样攻击在街上摆摊的，连老弱女人都不放过。像我这样的倒霉蛋，放在体面人的眼里，纯属TMD烂命一条，再不敝帚自珍一把，也就眼睁睁看着自己变成一堆不耻于大好形势的狗屎堆了。
父母长住医院，我一人赋闲在家。白天我去股市上晃一圈，套得一塌糊涂，估计几年是出不来了，索性不理它。回家后看看电视吧，千篇一律的新闻和假模假式的电视剧让我忍无可忍退避三舍；看看盗版美国大片吧，那种远离下岗职工生活的玩意儿很快让我厌烦了。其余时间，除了三天两头去医院看看，在医院、单位和社保局为老爸的医药费问题和他们死磨硬缠，就无事可做了。
我常常失眠，实在不知道该干啥。我想起几年前从深圳铩羽而归后极度空虚时写的那本书，一阵翻箱倒柜，那稿子居然还在！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觉得这小子还有点意思。
一年前北京有个作品研讨会，一个叫什么“追魂”的文化公司发起的。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获得了我的地址，给我发了个邀请函。我一看，除了交通食宿自理，会务费倒便宜，四百九十九块，还可以见到中国文学界一群“大尾巴狼”。我一直想去北京旅游，在京的大学同学杨星辰和李皓也邀请我去。于是带着书稿进京，半是旅游半是开会。两周时间，结识了一大帮五湖四海形迹可疑的文学老中青。研讨会上，一群“大尾巴狼”们吹得我如坠云雾。这部尚未出版的粗糙作品被冠以“解构性写实”、“后现代”、“黑色幽默”、“囚徒困境”等吓人名词，把我说成一个若经他们调教必将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还假模假式地和我签了出版代理合同，一直没下文，稿件也就扔进了墙角书架。现在，是修改它的时候了，至少我还有些事情可做。
吃饭问题很好解决，我姐新开了个小餐馆，我天天蹭上两顿，风雨无阻。其余时间，我陷入了文字的汪洋大海。
此后一段时间，我还找过雪儿一次，家里聚餐，需要她出场，她没收费。她也来找过我两次，我依然不冷不热地接待了她，她两次夜不归宿，波澜不惊。她忽悠我和她合开茶楼，还想“转正”，我都拒绝了。她几次约我出去玩，我都推掉了。我们家里对她意见不太统一，我父母觉得还行，说她白白净净，又挺机灵；我姐和弟觉得我可以找更好的，按他们的说法，雪儿有些咋咋呼呼。
两月后，将全书大幅修改一遍，感觉好多了。把这手写的稿子拿到了一个打印室，几天来就守在那里校对。为了不至于稿件在某一家出版社墙角发霉，决定自印二十本，同时寄出去。老板在计算器上乱按一阵，开出了一千四的价格。
“七十元一册，比正式出版至少贵三倍，你拿我当猪头啊？”我气晕了。
“你在杂志社干过你知道啊，这个成本主要在排版出片，多印几本没多大关系，一点纸钱而已。你如果印一千册，每册三十元没问题。”老板寸步不让，说得也合情合理。
我看那打字的小妹哈欠连天，趴在桌子上揉起眼睛来，于是减价二百。老板的脸皱成一团，TMD就跟刚做了包皮手术似的，一阵痛定思痛，终于遇见我倒了八辈子霉似的答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