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墅不远，在通向古吉拉特总督府的林荫大道旁，是古吉拉特官方的“迎宾馆”。有一天早晨散步时，我们在那里逗留了一会儿，一个友善体面的老人向我们打招呼。他叫商卡拉尔·班克，在灯节的早晨，我们曾在安娜舒耶朋家里见过面。以前早晨散步时我们经常碰到他，但是他总是谦逊地躲避任何交谈。他是一个表面上怯懦柔弱的人，身穿土布，一肩披巾，牙齿已掉光，神态很腼腆。这并不是说他全无特点；但与我听到过的他的有关事迹形成了对比，据说，在甘地事业的上升时期，他曾是一个卓越的组织者，后来还成为全印度土布运动的秘书。
“你知道这儿发生过什么事吗？”那天早晨，他问我，并把迎宾馆称为法庭。原来这就是甘地1922年受审判之地！年轻时，我曾怀着敬畏的心情，读过甘地和英国法官之间的对话，那个法官说：
甘地先生，您使我的工作变得轻松，因为您承认了对您的指控。然而，我要说的是，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可能与在这个国家担任法官同样艰难。 我不能忽视，在您成千上万同胞的眼里，您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领袖，即使是与您持不同政见的人，也会认为您是一位胸怀远大理想、高贵甚至圣洁的人。 但是我的职责是把您作为一位服从法律的人来审判。
然后，法官询问被告对判决的意见：“如判您同提拉克先生同等的刑罚（在1920年去世前，提拉克这位印度最具影响力的激进民族主义领袖曾被判过流放六年的刑罚），我想您不会认为不合理。如果印度的事态允许，政府对您予以减刑或者释放，没有人会比我更高兴。”甘地承认他受到像提拉克一样的处罚是“他最感骄傲的特权和荣誉” 这也是任何法官能够判给的最轻刑罚。The Great Trial,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zharul Haque, Ahmedabad: Navajivan, 1965, pp 32-34 (该报告的重印本1922年在Patna出版。)
此时我才知道，几乎所有现在我可以当做朋友的人都出席了那次审判，只不过有的当时是小孩。事实上，商克拉尔·班克不就曾与甘地一起被指控吗？当我问他是否写有他和甘地一同坐牢的回忆录时，他假装惊恐地摇着头。他现在已经这么做了, 用的是古吉拉特语 (Ahmedabad: Navajivan, 1967)。我知道他曾经精力充沛地参与过那次罢工。经过多次交谈与了解，我也渐渐地感到那次罢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在那次罢工的背景下，我可以想象出甘地在这个城市所产生的魅力，那种存在于他的幽默、坦率和强有力的个性里面的魅力。当我告诉商克拉尔，罗曼?罗兰的甘地传记是如何影响过年青时代的我时，第二天他就带了一本给我，下面是罗曼?罗兰描写甘地的段落：
眼光柔和，深沉，身体瘦弱，瘦削的脸上有一双突出的大眼睛，头上戴着白帽子，身上穿着粗糙的白布，赤着脚。他以大米和水果为食，水是他唯一的饮料。他睡在地板上，而且睡得很少，工作却从不间断。除了他所体现的“无限的耐心和无穷的爱心”，他身上没有什么能打动人的地方。当皮尔逊（W W Pearson）在南非碰到他时，本能地想起了亚西济（Assisi）的圣·弗朗西斯。他单纯得像孩童一般。即使是在与对手抗争之时，也举止温和，彬彬有礼。他真诚坦荡，谦虚而不做作，以至于有时他在作断言时显得有点胆小、犹豫。可是你能发现他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从不讳言过错 他着实“不喜欢崇拜他的群众”。他不相信大多数，害怕暴民统治和大众不受控制的热情，仅仅在处于少数时，他才感到放松，在孤独地冥思苦想时，他才感到快乐，此时他能听到体内“尚是微弱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