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和哈佛大学在阿赫梅达巴联合举办研讨会。
再多的篇幅也说不完沙罗白一家每天为我们所做的点点滴滴和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其他人一样，我必须记下他们对本书写作的帮助。当时我还能够与这个家族和这个城市的长者安伯拉尔·沙罗白（Ambalal Sarabhai）面谈，而那以后他就去世了。在与他的姐姐安娜舒耶·沙罗白（Anasuya Sarabhai）的交谈中，我也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由于他们，特别是商克拉尔·班克（Shankerlal Banker）为我提供的细节，我才得以重述文献中已有记载的那次事件。在查阅现存资料方面，K 斯沃明拉顿（K Swaminathan）教授给予了我无法估量的帮助，他让我查阅了全套《圣雄甘地全集》，里面收录了有关那次事件的文献。这些不朽的收藏用途广泛，这一点即使在我这样非正统的使用中也会显示出来。
许多印度人都接待过我，并尽力帮助过我，他们中不但有印度内阁和议会的成员，还有印度前任和现任总统；有工厂老板、工厂工人和工会的官员；也有甘地的主要传记作者和公共图书馆的馆长。他们所讲的亲身经历，使本书谈及的甘地时代变得更为清晰。他们的名字相应地出现在书中各处，在索引中自然也可以查到。如果只是列出一串名字，则他们在很多谈话中给出的信息便得不到说明，而他们在另一些谈话中有意保留的隐晦也得不到表达。在访谈过程中，我只是跳跃性地作了一些记录，所以我只能根据记忆，引用接近于他们谈话时所用的语词和语气。感谢阿那德·帕拉尼普（Anad Paranjpe）博士为我摘录了1918年的《浦那期刊》，也感谢南迪尼·乔什（Nandini Joshi）为我口头翻译了甘地著作中的一些用古吉拉特语写成的段落。当书面翻译更能解释原文时，我把它们用括号括起来，放在相应的引述后。
为研究而作的旅行在机票和当地食宿方面都需要开销。定期资助我在奥斯丁·里格斯中心研究工作的西尔特·洛克（Shelter Rock）基金会为我支付了第一次印度之旅的费用，阿赫梅达巴的卡马克协特（Karmakshetra）教育基金会为我们在这个城市的日常所需提供了方便。斯坦福的高级研究中心允许我以其成员的身份第二次访问印度，同时美国印度研究所提供了我的旅费和在印度期间的一切花销。最后我用4F奖金（首次田野基金奖）完成了全部手稿。感谢这些基金会给予的体贴人意的支持。
像往常一样，琼·埃里克森（Joan Erikson）一直全身心地陪伴着我，也陪伴着这件事。她的具体帮助也将在书中提到；她同期对圣·弗朗西斯的研究特别有助于解释同样发生在甘地身上的圣徒同性恋现象。当然，全部手稿也都是由她编订的。如果没有凯·T 埃里克森（Kai T Erikson）的善意批评，一些章节可能会过于冗长。我在哈佛的朋友和助手苏德·克卡（Sudhir Kakar）审阅了全部原稿。另一位热情、勤奋的哈佛同事帕姆拉·丹尼尔斯（Pamela Daniels）对原稿的内容和参考文献进行了最后的勘误。
本书的若干章节在哈佛和里格斯由我主持的研讨班上曾进行过讨论。更为重要的是，有好几个夏天，由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Lifton）在沃尔夫利特（Wellfleet）召集、受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资助的心理史学研究小组也对它们进行了讨论。我从这些讨论中所得到的收获都总结在《论心理 历史证据的性质：甘地研究》一文中［载《代达罗斯》（Daedalus）, 1968年夏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