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市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农村问题越来越迫切地浮上水面。
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亿。以吸收亿计，依旧有近3亿剩余劳动力。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就业机会而言，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国依然会面临着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这么多的劳动力在农村是无法消化的，只能向城镇转移。如何解决这3亿人口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障碍。
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人员290余人。严重超编的冗员给农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压力，一部分政府机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入不敷出，而这种财政状况正是农村滥收费的根源之一。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扩大到，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由增至）。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差有3倍之多，城乡之间贫富悬殊加大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连续多少年，中央政府制定的一号文件都是围绕解决“三农”问题的。尤其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在“多予”上面下工夫。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将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从2006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较大幅度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减负1 200多亿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举措，是中国2 600年以来第一次彻底地取消农民的田赋。由此可见“三农”问题的重要和新一届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之大。
所以我们说，任何一项改革事业都是需要成本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所需要的成本从何而来呢？建立城市社保体系的关键在于盘活国有资产的存量、多元化引进资金等，也就是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由于我国整体经济高速发展，2010年中国财政总收入已达8万亿元的水平，这就为解决“三农”问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遗留的历史负担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契机。这是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做的事情，否则，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和农村贫困问题与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极不相称，而且必定会为将来的发展埋下危机。
为城市和农村的低收入人群建立一个安全的生活保障体系，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需要和必要，也是新一届政府的英明之举。
以上所说的都是财政问题。但是，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对于宏观经济调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手段，那就是货币政策，下面我们将带领大家进入对货币信用、金融市场、中央银行、股票市场等问题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