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仁医院浓墨重彩写出兼并金朗国际商务大酒店这一“大手笔”的同时，完全按市场资本和品牌运作的“航空母舰”级的医院集团启航了——同仁医院在北京亦庄开发区建立新院，同时在南京、昆明也分别建立了有上千病床的同仁医院。
为此，还成立了同仁医院控股投资公司，进行资本运作。据称，中国农业银行向同仁医院贷款51亿元。报载：兼并金朗大酒店“标志着同仁正式进入了品牌扩张时期”。同仁医院医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雄心勃勃，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些公立医院“改革”的举措，医院集团奇迹一般的诞生，划时代的辉煌跨越，当时都受到了卫生行政部门的齐声喝彩。
还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实际得多。他们含情脉脉，甘为绿叶，愿意追着医院院长们发放巨额贷款，应该首先不是看它是否如一些人所说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而是发现它作为经济组织的本质，看它在医疗服务市场中的赚钱水平和还贷能力。对医院这样的千里马，他们都迫不及待要做慧眼的伯乐。否则，就不能解释商业银行为什么都不愿给农村中小学发放贷款，改造危房，修建校舍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怎么能说“市场失灵”呢？市场因素大大发挥了作用才对。如果说有什么“失灵”的话，是行政监管的失灵、失效。
竞争有序、规范公平公正的市场，除了主管部门外，必须有工商、税务、物价的监管。而这些市场经济中的强势部门，一遇到公立医院伪“公益性”筑起的保护壁垒，立即畏葸不前，统统在大门外徘徊，空望着墙头遮不住的那枝春色，却发挥不了任何监管作用。
这使我始终迷惑不解——那些貌似当然的神话，与真实其实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纸，这什么没有人去戳破？这就是：医疗机构盈利和非盈利的选择、定位，实际上与公立还是民营无关。
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美国一个医生受基督教会的派遣，风尘仆仆来到夕阳下的北京，开设了第一家西医眼科诊所。
现在这家眼科诊所被认为是同仁医院的前身。同仁的起名据说也来自《圣经》。医院虽为教会所办，但并非专为基督徒治病，或者为宗教服务，医生们崇尚的是现代眼科医学。在此后几十年里，这家小诊所发展成为以眼科治疗为特色的教会所属的现代医院，直到解放后成为公立。无论怎样，这位洋医生在挂着“同仁”字样的诊所里，坐望京城穷街陋巷、熙熙攘攘人流的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120年后，同仁医院会有如此气壮山河的大发展。
还想多说一点。
面向市场，走向市场，这应该是从事高端专科医疗服务的医院可以选择的路径之一。据说北京同仁医院这样集团化的发展，建立控股投资公司，尝试进行资本运作，投资方与医院经营管理分开，原本是为了让医院最终能够上市，发行股票。
在本世纪最初几年，同仁医院集团轰轰烈烈地折腾一番之后，不知为什么突然踩了刹车，停顿了下来，变得无声无息了。已经出发了的高速豪华专线列车，还需慢慢地喘着气退回，与牛车、马车、大小汽车、普客慢车直快，去挤一个道么？
几乎在同一时期，如同除夕夜骤响的爆竹，我国许多公立医院都进入了资本和品牌扩大时期。“十年城东，十年城西”，如北京协和医院兼并了原邮电部的邮电医院，有了东西两个院区；北京朝阳医院兼并了原铁道兵总医院，也有了东西两个院区。
中国海军至今还未建造航空母舰。但我国卫生界与其他行业产业一样，都有奇怪的“航空母舰”情结。医疗服务市场的“蓝海”中，也确有成群的“航空母舰”游动。与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上海瑞金医院集团等相比，同仁医院控股集团是“吨位”比较大的。
公立医院的改革，本来不止一种模式、一个方向。如同服务业，国有的电信显然是盈利的，而邮政局却需要财政的资助。平信挂号，贴几张邮票，无论多么偏远的乡村，乡邮员都要送达。就是说，公立或国家投资，可以有盈利，也可以不盈利。只是盈利与非盈利之间，有政策调控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