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药品降价已经二十多次了，全国各地卫生部门“集中招标采购”也搞了多年，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物价部门的药品行政降价情结、卫生部门的集中招标“采购”情结——早已经被证明了对抑制药费上涨过快的作用有限——在后面还要进一步论述。把老办法当成新政，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细想一下，部分药品，特别是300余种原本低价的基本医药（农村和社区基层用药目录）的招标价降低，既不决定医疗和药品的“消费价格指数”，也不决定“药品（门诊或住院）消费价格指数”。而且，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公立医院改革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医疗的“消费价格指数”，极有可能和低价药再降价是“负关联”的。
其实，药费在医疗总费用中，所占的比例不到一半，其余一半则是反复检查化验治疗等费用。农村药费所占的比例要高一些，城市则更低一些。在我国城市医院中，进口药和单独定价的“原研药”占药品总量的80%以上，大医院知名医院里基本药物已近绝迹，因而与普药的降价无关。
不可思议的是，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后，乡镇医院和社区医院多数药物还比当地的零售药店高。更主要的，大处方、重复检查等决定看病贵的主要因素并没有消除和减少。
新闻发布会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部长在称“看病贵”问题已经缓解时，“全国人民都笑了”。
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里，卫生部陈竺部长历数一年来的政绩，面对众多海内外媒体，侃侃而谈中国老百姓看病贵问题已经缓解。几乎同时，报上发表了一条新闻，标题是：《广州人去年看病又贵了！每住院一次平均花费1.25万元，同比足足贵了一成多！》
这条消息的来源是广州市卫生局官方网站，各媒体纷纷转载。
据卫生局公布的2009年广州地区各大医疗机构诊疗情况，其中平均每住院人次医疗费用为12553元，比2008年的11393元贵了一成多。省属医院的平均住院费用最高，平均要1.7万元。最贵的要数省人民医院了，每人次住院要花费2.65万元，其次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要1.93万左右，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住院则要花费1.6万元。
门诊看一次病的花费也多了，平均每人次诊疗费用要186元，比上年的173元增加了7.17%。药费所占的比例仍在继续增加，超过了整个诊疗费用的一半还多。其中部属医院的门诊每人次诊疗费用平均最高，要249元，最高的为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每看一次门诊要971元，其次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每人次诊疗费用要248元，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费用则为2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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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正因为原有的医疗卫生体制没有发生大的变革，缺少新气象，公立医院的积习根深蒂固，中央许多惠民新政，一出台就被“抵消了”，药价的下降也成了空降，成了无关宏旨的数字游戏。
广州是城市，农村看病贵问题是否缓解了呢？事实并不乐观。
举一个反映普遍性问题的例子。据医药行业统计，2009年我国大输液产量猛增60%以上。我感到奇怪。问一位业内的权威人士，他解释原因说，新农合门诊药费不能报销。有些乡镇医院本来就没几张病床，住不了院。于是实行“变通”的办法，如果门诊挂针治疗可按住院算，药费可以报销一部分。不少农村医院，即使得了普通感冒，医生也先问，挂针可药费报销一半，挂不挂针？患者答：挂。农民心里盘算的是，如果吃药费用30元，而挂针60元，报销一半的话，还“赚了”30元呢。当然，先不说过度治疗、滥用维生素问题，药价也自然上去了。
就在陈竺接受采访前两天，新华社发表了消息《代表委员“会诊”新农合“新三病”》（《新华每日电讯》2010年3月15日），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基层调查后认为，存在“药费高开，报销限制过多，合作医疗商业化”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主席陈万志说：“到医院看病，医生都会问他们是否要报销这样一个问题，回答是报销的，医生就会开高价药，药价普遍高出30%—40%。药费高开，大大抵消了合作医疗制度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严重挫伤了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