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巴鲁克在联合国发表了一通惊人的演说，提出这样一个计划：通过对制造核武器所需的原材料进行国际管理，以及国际机构的检查来控制原子能。不允许对这些控制和检查措施行使否决权，大多数成员同意即可实施。在和平应用核能方面，设立同样不在否决权影响范围之内的“原子能发展管理局”（Atomic Development Authority），该机构将会根据战略和地理的标准建立原子工厂，而不是根据需要（比如在欠发达地区或俄国的广大幅员内）。通过控制这个机构中的大多数成员，美国就可以控制苏联人在其境内对核能工业用途的开发。
这个计划自然对俄国人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先摧毁所有原子弹，停止核武器的生产，所有大国都同意不使用核武器，然后再来讨论控制的问题。巴鲁克则回应说，俄国人必须接受美国的全盘计划，否则没有别的计划好谈。结果就真的是没有别的计划了。取而代之的是，国会根据1946年的《原子能法案》建立了一个“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由于军方的强大压力，这个法案禁止在核能应用方面与任何国家交换信息，除非参众两院联合作出决议，判定已有“有效的”国际控制措施得以实施。而显而易见的是，要实施“有效的”国际控制，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这样，在日本投降之后一年的时间里，核武器的潘多拉之盒一直敞开着，贝尔纳斯的演讲表明德国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死结，而美俄贷款的谈判也失败了。斯大林和丘吉尔都发表了震惊世界的演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杜鲁门还什么都没有说。他和其他美国人甚至对丘吉尔建立英美伙伴关系的建议反应冷淡，因为这会把美国束缚在一个衰落的、几乎快要破产的英国身上。这位总统公开表示不会采取丘吉尔的建议。在整个1946年，即使在伊朗和土耳其危机当中，杜鲁门都从未公开地谴责过苏联的政策。
但是没有人怀疑杜鲁门的决定将会塑造西方世界。在坐火车去往密苏里富尔顿的路上，丘吉尔背诵起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的一首诗的很长一部分，这让款待他的美国主人很高兴。与此同时杜鲁门正在走向火车头。在这位英国佬引用美国作家的诗的时候，美国总统却在充当火车司机的角色。两人的做法都恰如其分。在1945到1946年这两年内，杜鲁门都在和苏联对峙，但是，他还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方针，也还没有凝聚起国内共识来支持这样一个如此广泛而重大的政策。问题是杜鲁门会以多快的速度把西方国家的列车带到哪个方向。
4犹疑未决中的美国
奇怪的是，到秋天苏联人变得安静下来时，杜鲁门的任务反而变得困难多了。杜鲁门的麻烦不再是像在伊朗和土耳其那样围绕着迫在眉睫的苏联扩张威胁。随着西欧进入现存记忆中最为严酷的一个冬天，杜鲁门立即面临一个极为繁重复杂的任务，即重建被战争严重破坏的西欧。英国笼罩在凄风苦雨当中，左翼中的一支激进力量有可能上台。中欧的部分地区面临饥荒。法国混乱不堪。杜鲁门害怕法国共产党从内部夺权，所以曾经秘密命令驻德美军准备好开进法国。 西方并没有受到红军威胁，而是面临内部崩溃。杜鲁门最亲信的顾问催促他用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去建设属于我们的世界”，以免苏联因美国无所作为而获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