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找了个算命先生,号称半仙。他掐掐手指,说我投错了胎,原本是个女娃,却上了男儿身。想想也好像有点儿道理,我出生的时候适逢曾祖母刚过世不久,大家都以为我会是个女孩。之后每每再说起这个事情,他们都只当作是笑话,我却特别当回事,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
“余栋、杨络生,你们别闹了!快站好了!来……一、二、三!”
这是我们小学最后一次郊游时拍的班级合照,我的红领巾被杨络生抢走了,他比我高一点儿,还站在石头上,我死活够不着他举起的手。他看我气得鼻涕眼泪横流,嘲笑我娘娘腔,没出息。后来我握着红笔用力地在领口的空白处画了一条。不过也是再过了几年才知道,我也只能在自己的照片上加上去,在其他人手里的照片上,我依然是没有戴红领巾的突兀的那一位。
就在杨络生趾高气扬地举着我的红领巾时,他的妈妈被匆匆地送进了医院。当然这一切我等到第二天才知道。我们一家要去医院看她,出门之前我妈在镜子前整理头发,她从镜子里看出来,一边说:“把衣服穿好,裤脚怎么又忘了?”她忍不住放下梳子,走到我爸跟前使劲儿把束进袜子里的裤脚扯了出来。“这又不是什么大事……”“什么不是大事,你昨天早上连儿子的红领巾都差点儿忘了,你知道这在学校要扣多少分么,一个不留神你儿子的三好学生就泡汤了……也没让你赚钱养家了,让你在家照顾儿子都做不好……”
那时我爸还处于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妈起早摸黑去纺织厂里干活,把上学用的东西在前一天晚上统统装进我的书包,而这一天的早晨,我笨拙地拿着红领巾,要爸爸帮我系上。如果不是我攥着红领巾跑到他的跟前,他早已忘记有这玩意儿,直接送我出门了。他茫然地扯着我胸前红领巾的两端,然后迅速解下来,绕到自己的脖子上,照着镜子试探着打结,似乎习惯了替自己系领带的姿势,当红领巾挂在别人的脖子上时,便不知所措了。他像打领带一样在自己脖子处系上了红领巾。
我爸并不是长期赋闲在家。他也找过好几份工作,做过销售或者文员,或者后勤杂七杂八的什么活都干。但是每一份都干不长,所以在我上五年级之前,一直处于就业、失业、再就业的循环中。按我妈的说法,他一把年纪还像个愤青,做事情总是一根筋。
在他的世界里,所有的道路都是单行道。他的性格中就有那么一些东西,就像他要先挂在他自己的脖子上系一次才懂得怎么替我系红领巾,迫使他做事必须按照一个标准的程序,不可遗漏或者逆转。比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一定要先打开房间的灯管,然后打开床头的台灯,然后绕回去关掉灯管,再躺在床上关掉床头的灯。直接在黑暗中摸索着打开床头灯,或者干脆直接摸索着爬上床盖好被子,这些在他看来都不可思议。“那会撞到床角。”他会马上这样反驳你。
那天早上他重新给我系的红领巾,不知道哪个地方出了错,结是松的,轻轻一扯就会散。“爸爸,你小时候没有系过红领巾吗?”他一边徒劳地把错误的结继续勒紧,我一边忍不住问。“阿栋,你是在质疑爸爸系红领巾的技术吗?”他这么一说我便不敢吭声了,“爸爸小时候不需要经常系红领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