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现在的高级技工。
盛世有危言，这是一本主谈中国问题的书，一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书。
举凡经济、交通、农业、环境、人口、资源、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让作者把当时中国的状态比喻为“已经艰难地翻上一个新的山坳”，“顶上有金碧芙蓉，四周佳木茏葱，却又到处浮沉起荡，危岩滑石，惊险万状”。
二十多年前读到这本书，叹服于作者何博传的宏阔视野、理性思辨和斐然文采。其实，未必真能读懂多少，更强的感受是字里行间的书生本色，觉得这才叫知识分子。近年有读者因读该著而发感慨：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现在的高级技工。
后来，为另一本书的筹划、编印，曾有机会与何博传先生接触并短期共事。在白天鹅宾馆，在广州往南沙途中，在书城和工地，在车上，在餐桌，言及自己由《山坳上的中国》受到的思想冲击，说到世纪末的家国现实，表达过一个普通读者对该书作者应有的敬意。儒雅朴素的何先生没有客套，没有“哪里哪里”、“过奖过奖”的躲闪，微笑着接受，似乎很明白他接受敬意对方才更自在的心理。
我们此后的多天同吃同行过程中，有现场考察，有座谈商议，有私下聊天，何先生没有丝毫名人做派，更无一书成名的任何火气。说到南沙开发，说到书城设计，说到珠江三角洲的前景，也说到西部地区的滞后。其言谈间，睿智与纯朴并存，理性与感性汇流，流露出的是安之若素的情怀，奇中见凡的气息。和真正的知识分子相处，尽管在知识储备和思想深度上的差距很大，却不会有太大压力，而会有一种被引导、受熏陶的舒心感觉。
《山坳上的中国》共十八章，每一章正文前都有引语。第一章引语为杨振宁言，其中有“纵观历史，最难的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句。自彼迄今，历史又延伸了二十余年。回头看看，不难发现，只要路子对，不折腾，国民经济搞上去似乎不是最难的。倒是不能用钱衡量的、不能用银子买来的、不能精确计算其经济价值的一些事情，似乎更难，例如官场清廉、公众道德、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等。把这些方面搞上去，已写入中国执政党的重要文献，作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总体要求。与这些相比，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还是初级阶段的事情。把初级阶段上的事情说得太大太高，未免忽略了中级和高级阶段上应有的更了不起的作为。
何先生敏锐观察到，现阶段，“西方的知识分子开始贬值，我们开始‘升值’；西方人拆铁路，我们修铁路；西方人口从城市流向农村，我们则从农村流向城市；西方人从高楼搬下平房，我们从平房搬上高楼；西方人以自己的语言为至尊，我们在拼命学外语；西方人的科学重点转向社会，我们的科学转向自然……”如今，这个阶段还在继续，一时还看不出有向下个阶段过渡的迹象。中国还在山坳上爬坡，距离山顶的“金碧芙蓉”还远。二十余年过去，社会在变，危机形式在转换，山坳之后还有山坳，或许是更大的山坳。所以，《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仍有现实意义。今天重读，其振聋发聩之效似乎更加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