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好像也没谈论过这事，对吧，阿瑟？”罗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因为这个该死的原因，我在华尔街谋职时一共被拒绝了30次，我记得清清楚楚。”
桑迪和卡特不约而同地一起走上前去，感慨地把手搭在了罗杰的肩膀上，深表同情。
“好了，我们说正经的。”罗杰轻轻把他们的手拿开，“我有个人选。他是我在伊士曼·狄龙公司的同事，名叫彼得·波托马，意大利后裔，而且是一个出版业巨商的女婿。你们看怎么样？”
“就这么定了。”桑迪和卡特异口同声说道。
没过两天，罗杰就把波托马叫来了，四个人碰面后一拍即合，愣头青四人组集结完毕。
队伍拉起来了，该动手做事了。下面他们要做的就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注册一个席位，然后租一间办公室。办公室的问题好解决，伯纳姆先生已经答应桑迪，把布劳德街15号的一间办公室租给他们，还答应用自己公司的后台帮助桑迪他们处理业务。
大恩不言谢了，“酒桶”先生，下面才是真正的难题。
“我计算了一下，连买席位、租办公室，还有雇用秘书，我们一共需要大约25万美元。我们每人出4万，先把买席位的16万凑出来，各位看怎么样？”卡特放下一大堆草稿纸后说道。
“剩下的那部分怎么办呢？”罗杰问。
“剩下的我去找我岳父借。他是个生产卷烟纸的企业家，我早就和他说过开公司的事，他许诺过要帮助我们。”
此时彼得躲在一旁，尽量回避着三位合伙人的目光，因为他的岳父虽然有钱，但是并不支持他创业，所以他这时一点忙都帮不上，深感惭愧。
散会之后，桑迪把存折找了出来，可是上面只有3万多美元。琼妮大方地让他只给家里留下1 0美元应急，其他的全部拿去。可是还差1万怎么办呢？桑迪把自己的困难告诉了卡特， 卡特说：“没关系，你就先出这么多吧。剩下的1万我们先借你好了。”
问题总算是解决得差不多了，1960年的春天也到了，然而此时，麻烦也来了。这一年正好是总统大选年，民主党候选人约翰·F肯尼迪和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M尼克松旗鼓相当，竞争异常激烈。在结果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投资人都静观其变，贯穿整个1959年的牛市戛然而止，股市又一次出现了疲软。这充分证明了华尔街的一句格言：“永远不要把牛市和自己的智商混为一谈，因为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卡特的岳父见势不妙，居然耍无赖，取消了之前承诺的那一笔借款。
这不白忙活了吗？哥儿四个已经破釜沉舟，全都辞去了工作，资金无法到位的话连回头路都没有了。那几天卡特在另外三个人面前总是战战兢兢的，连大气都不敢喘。按照他之前的计算，他们每人还要再拿出3万美元，才能弥补这个损失。
战战兢兢、互相埋怨全都于事无补，办法还得继续想。彼得努力说服了岳父，勉强凑够了自己应出的那份，罗杰的母亲、桑迪的母亲也无私地伸出了援手。尤其是桑迪的母亲埃塔，居然令人吃惊地一下拿出了3万美元，要知道，迈克当年和她离婚时，可是只留给她一处房子啊，这笔钱已经是她积蓄的一大半了。握着母亲从牙缝里挤出的钱，桑迪想起了自己不负责任的父亲，想起了卡特那一毛不拔、见死不救的岳父，几乎忍不住想扑到母亲的怀里大哭一场。
1960年5月2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名单上又多了一位名字饶舌的新成员——CBPW（Carter，Berlind，Potoma & Weill，其实就是四个人的姓氏连在一起）。彼得·波托马作为其中年龄最大、经验最丰富的经纪人，成为了公司名义上的领导者，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勒令年龄最小、最不修边幅的桑迪·韦尔去买几套高档正装、一顶黑色礼帽和一把黑色雨伞，以便让他打扮得更成熟些，更容易博得客户的信任。
面对已经到来的新一个10年，四个年轻人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了。让我们再次向这四个勇敢的年轻人行注目礼吧：
阿瑟·卡特，28岁，犹太人，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MBA，当过兵，父亲是国税局官员。
罗杰·伯林德，30岁，犹太人，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英语系，爱好写歌。
彼得·波托马，32岁，意大利裔，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系，钢铁工人的儿子。
桑迪·韦尔，27岁，犹太人，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差点没拿到毕业证），有一个不靠谱的老爹，还有一个堪称极品的妻子。
公司开业的第一天下班之后，四个人在第三大道上的一家法式餐厅里举行了简单的庆祝仪式，但由于囊中羞涩，四个人都没有带上配偶。几天之后，他们又在卡特位于长岛的新家里聚餐，这次家属如数出席。餐桌上，四个人勾画着公司未来的美好前景，此时桑迪说出了他在伯纳姆公司25周年庆典上萌生的雄心壮志：“我要亲手建立一家领导行业潮流、雇佣大量员工、经久不衰并且备受尊敬的公司。”
桑迪说完后，本想在一片掌声中再发表一番感言，谁知另外三个人只顾各说各的，根本没在听他讲话。
理想之舟已经扬帆起航，翱翔的海鸥为他们唱起激昂的赞歌，凶恶的鲨鱼躲在礁石后面暗自发笑。
夹缝中的防守反击
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
——《周礼·春官第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