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担任前线所有军事部队的供应给养负责人的职务，是受到莫斯科的认可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曾经明确地派遣斯大林去那里，“在驱逐所有叛逆分子之后，建立秩序，把所有部队统一为正规部队，建立适当的指挥部”。这个电报上还说明是列宁同意发出的。因此，可从电文判断，给予斯大林的这些权利，连我也是参加作出决定的。我们当时的共同的任务是使各省服从中央，建立纪律，使所有各种志愿军和游击队的部队都归属军队和战线领导。不幸，斯大林在察里津的活动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针。当时我还不知道斯大林已要下定决心（被我的一封电报“忽视了”），因为他从不敢把这件事报告中央。我的印象是，斯大林没有以足够坚决的态度为反对地方自治、地方游击队以及地方人民的一般的不服从现象作斗争。我指责他对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人的错误政策过分宽贷，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他就是那种政策的实际唆使者。这可以从事后不久他自己的电报以及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人所承认的话中看得很清楚。斯大林在察里津停留了几个月。他秘密进行反对我的工作，甚至当时这已经是他的主要活动了。与此同时进行的，是他的最密切的合作者伏罗希洛夫对我的公开反对。不过，斯大林的做法是准备好可以随时后退，不被牵连。列宁比我更了解斯大林，他显然已怀疑，察里津分子的顽固态度可以用斯大林的幕后活动来解释。我决定就在察里津本身解决问题。在同那里的指挥部发生一次新的冲突之后，我决定调回斯大林。这件事由斯维尔德洛夫进行调解而完成了，他亲自坐着专派的火车去把斯大林带回来。列宁希望把冲突缩小到最低限度，在这方面他当然是正确的。那时候，红军已经能在东部战线打一些大胜仗，差不多完全肃清了伏尔加河流域，但是南方的情况仍然很坏，那里一切还是一片混乱，原因是命令没有执行。10月5日，我在科兹洛夫发布一项命令，规定南部战线的所有集团军和兵团统一由南部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为旧将军〔西金和3个布尔什维克——施略普尼柯夫、美哈诺申和拉齐米尔〕。命令说：“委员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应予以无条件地立即执行。”这个命令是威胁要对不服从命令者严惩不贷。然后我打电报给列宁说：
我绝对坚持把斯大林调回。察里津战线尽管部队绰绰有余，情况还是不好。伏罗希洛夫有能力指挥一个团，但没有能力指挥5万人的一个集团军。不过，如果他向南部军队指挥官西金提出报告，我将让他在察里津继续指挥第十集团军。迄今为止，察里津方面还没有向科兹洛夫方面送去战斗报告。我曾要求每日要报告侦察和作战情况两次。假如到明天这一点还没有做到，我就要把伏罗希洛夫和米宁押起来交给军事法庭，并在军令中公布这个事实。根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法令，斯大林和米宁在察里津期间，就只不过是第十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要发动攻势，我们只剩下很短的时间了，很快就有秋季的泥泞，那里的道路步兵和骑兵都通不过。如没有察里津配合，就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的行动。不能在外交谈判上浪费时间了，察里津必须服从，不然就得面对后果。我们拥有巨大优势的军队，但是上层处于完全无政府状态。如果能得到坚决明确的支持，我能在24小时内了结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我认为只有这条路可走。
11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当时它已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一军营）根据军事人民委员部关于组织国防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召集国防委员会会议，委员会成员为列宁、我、克拉辛、交通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供应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在取得列宁的同意后，我建议也把斯大林包括在内。列宁想使斯大林在被从察里津军队调回的问题上得到一些补偿，我则想给斯大林一个机会公开发表其批评和建议，而不致使军事部陷于毫无准备的情况。第一次会议是在12月1日白天举行的，一般地规定了我们的任务。从列宁的笔记看来，在那次会议上，斯大林发言6次，克拉辛9次，斯克利扬斯基9次，列宁8次。每个发言的人只准发言两分钟。国防委员会工作的领导权，不但在重大问题上，而且在细节问题上，都完全集中在列宁的手里。分配给斯大林的任务是写一个关于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的提纲和一个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提纲。没有证据说明，两个提纲中的任何一个已经写出来。还有，为了推进工作，会议作出决定说：“由国防委员会任命的一个委员会的各项命令，经过列宁、斯大林和适当部门的代表签署后，就具有国防委员会命令的效力。”但对斯大林而言，这整个决定就只不过是又一个头衔，而没有实际工作。
〔尽管作了这些让步，斯大林还是继续秘密地支持察里津的反对派，破坏军事部在那个地区贯彻命令和纪律的努力。在察里津，他的主要工具是伏罗希洛夫；在莫斯科，斯大林自己尽可能对列宁施加一切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