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出的关于终止同妥协派的谈判的动议获得通过。斯大林没有参加辩论，但是他投票支持多数。右派代表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以示抗议。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要求少数无条件地遵守党的纪律。这个最后通牒是由1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签字的：列宁、我、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人。关于这个文件的缘由，一位中央委员布勃诺夫说：“在写了这个文件以后，他（列宁）把每一个中央委员个别地请到他的办公室，让他们看看声明的全文，建议他们签字。”这个说法是令人发生兴趣的，因为它能够使我们正确地估计签名的次序的意义。列宁首先把最后通牒给我看了，在得到我的签名以后，又召进了其他人，首先是斯大林。情况总是这样的，或者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文件不是针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他们的签名大概会在斯大林的签名之前。
培斯特柯夫斯基叙述说，在10月的日子里，“有必要从中央委员会当中选出起义的领导。被选出的是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让我们顺便指出，在把领导权委派给这3个人的时候，斯大林的合作者肯定地埋葬了列宁和我都不是其成员的那个实践“总部”。这次，在培斯特柯夫斯基的语词中有一点真实性。不是在起义的日子里，而是在起义在各个重要城市获胜以后然而是在建立任何稳定的政制之前，有必要建立一个巩固的党的参谋部，以便能够在当地执行一切必要的决定。正如记录所说，1917年11月29日（12月12日），“斯中央委员会为了解决迫切的问题选出4人组成的一个常务局：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这4个人受权决定一切非常事务，但是有义务召请当时在斯莫尔尼的全体中央委员参加作出决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李可夫由于他们有尖锐的不同意见，已经退出了中央委员会。这说明了为什么它是由上述4个人组成的。但是，斯维尔德洛夫忙于党的书记处的工作，忙于在集会上讲话和解决冲突，很少在斯莫尔尼。这4个人实际上变成3个人了。
〔1918年2月19—20日晚上，由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联合组成的人民委员会〕选出了一个由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普罗相和卡列林〔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它受权在人民委员会各次会议之间的时间内执行当前的一切工作。〔政府的这个执行委员会也是由这3个布尔什维克和两个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但是没有理由想象这3个人组成了〕一个“三人小组”。中央委员会经常开会和决定一切重要的和特别是有争论的问题。为了作出有关各省起义的进程、关于克伦斯基进入彼得格勒的企图和对首都的粮食供应等不能推迟的实际决定，三人小组是必要的。这个三人小组至少在名义上只存在到政府转移到莫斯科为止。
伊雷马什维利抨击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以后的政策，他写道，“三人小组充满了不能平息的复杂情绪，开始以不人道的残酷消灭一切活的和死的东西”，等等。伊雷马什维利把列宁、我和斯大林包括在三人小组中。可以有把握地说，伊雷马什维利只是在很久以后即在斯大林上升到最重要的地位以后才有这个三人小组的想法。但是，在伊雷马什维利的这些话中有一点真实性——或者至少近似真实性。在谈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谈判时，列宁的“我要与斯大林商量后给你一个答复”这句话一再被人引述。问题是，这样一个三人小组在某些时候的确存在，虽然并不总是有斯大林参加。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同样提到了这个三人小组，虽然是以有点不同的语气和从不同的角度提到的：
甚至列宁在那个时期都感到如此需要斯大林，在布列斯特的托洛茨基发来电报，需要立即作出决定而斯大林又不在莫斯科的时候，列宁就通知托洛茨基说：“我希望首先同斯大林商量然后回答你的问题。”只是在3天以后，列宁就打电报说：“斯大林刚刚到达。我将同他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将立即向你提出我们的联合答复。”
那个时期的最重要决定经常是由列宁在同我取得一致意见后作出的。但是在这一次，我们没有取得这样的一致意见，而是需要第三者。季诺维也夫在彼得堡，加米涅夫并不总是在莫斯科。此外，他像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一样，把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来进行鼓动工作。斯大林的时间比所有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多，他可以不进行鼓动工作，不领导苏维埃及进行其他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离开察里津以前，他通常执行“第三者”的任务。列宁是一个注重形式的人，因此自然不单单以他自己的名义作出答复。一般地说，最近的书刊中常常提到的关于列宁指示、命令等等的说法，完全是根据斯大林主义体制加以类推而提出的。事实上，这样一种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实际上，指示只是由政治局发出的，命令也是由它发布的，在工作人员不全在的时候，只由三人小组发出，这3个人构成了5名政治局委员中的法定人数。在斯大林不在的时候，列宁就同样谨慎地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克列斯廷斯基商量，在档案中可以找到提到这种磋商的每一个数目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