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编辑委员会（布哈林、莫洛托夫和萨维里也夫）说:“由于在竞选结束时对取消派采取的软弱立场以及由于向前进报派提出了为《真理报》撰稿的要求而产生了新的矛盾，1913年1月在约·斯大林离开彼得堡以后，关系更坏了……”“更坏了”这个经过周密考虑的说法证明，甚至在斯大林离开以前，列宁与编辑部的关系并不是友好的。但是斯大林用各种办法避免使自己成为“标的”。
编辑部成员从党的意义上说是一些没有什么影响的人物，其中有一些是偶然而来的人物，列宁要是撤换他们，本来不难，但是他们在党的上层人物的态度中和在这个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上得到支持。斯大林与编辑部和党团是有密切联系的，如果与斯大林发生激烈的冲突，那会意味着改组党的参谋部。因此，列宁的政策尽管是坚定不渝的，却很谨慎。11月26日，他“感到非常痛心”①地斥责了编辑部，因为它没有在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开幕的时候发表一篇文章：“其实写一篇这样的文章是完全不困难的，《真理报》编辑部也知道代表大会是在星期日开幕。”①斯大林无疑真正感到惊奇，国际代表大会？在巴塞尔？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然而，主要的摩擦原因并不是这种偶然的,虽然是一再发生的错误，而是在对党的发展进程的看法上的根本分歧。只有具有大胆的革命看法的人才感到列宁的政策是有意义的；从报纸的发行或从建立组织的观点来看，这只能是极为过分的。斯大林在内心深处继续把列宁这个“侨居国外的人”看做是一个宗派主义者。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当时发生的一个微妙的插曲。在这几年中，列宁手头很拮据。当《真理报》能够自立的时候，编辑部规定给它的鼓动者和主要撰稿人一笔酬金，这笔酬金虽然数目不大，却是列宁的主要财政支柱。正当冲突变得十分尖锐的时候，这笔钱就不汇了。虽然列宁对这种事情极为敏感，他却不得不相当坚持地提醒他们注意他的事情：“为什么不把应寄的钱寄来？耽误会使我们陷入窘境，请不要耽误。”②不能认为扣钱不寄是一种财政惩罚（虽然后来斯大林当权时，曾毫不犹豫地一再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即使这不过是疏忽问题，它却充分说明了彼得堡和克拉科夫之间的关系，的确，这种关系远不是友好的。
在斯大林前往克拉科夫出席在党的总部举行的会议以后，列宁对《真理报》的愤慨立即在他的信件中公开化了。人们产生了这样一个无法抗拒的印象，即列宁只是在等待斯大林启行，以便与彼得堡的那一窝调和派决裂，同时保持与斯大林达成和平谅解的可能性。在消除了这个最有势力的敌人以后，列宁马上对彼得堡编辑部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在1月12日写给彼得堡的一个亲信人物的信中，提到《真理报》在关于纺织工人报纸方面所犯的“不能原谅的错误”，坚持要纠正“你们的愚蠢”等等。这封信完全出自克鲁普斯卡娅的手笔。后来，列宁亲笔写道：“我们收到编辑部的一封愚蠢而无礼的信，我们不想答复。必须赶走他们……我们对于没有关于改组编辑部的计划的消息极为不安……改组，更好的是，完全赶走全部旧人，这是极为必要的。它办得糟极了。他们赞扬崩得和《时报》（机会主义的犹太刊物），这完全是卑鄙的。他们不知道怎样对付《光线报》，他们对于文章[即列宁本人写的文章]的态度是恶劣的。我简直失去耐心了……”这封信的语气表明，列宁的愤怒——虽然他知道在必要时如何克制自己——达到了极限。对这家报纸的严厉批评是关于斯大林负责直接监督它的整个时期的。写“编辑部的一封愚蠢而无礼的信”的那个人的姓名还没有透露，当然，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不大会是斯大林写的，他太谨慎了，不会这样做；此外，当时他非常可能已经离开彼得堡。更可能的是，这封信是莫洛托夫写的，他是编辑部的正式秘书，他像斯大林一样性情粗暴，但是却没有斯大林灵活。
从列宁信中另外一些话里可以清楚看出，他现在是多么坚决地要处理长期存在的矛盾：“对款项的管理采取了什么行动？谁拿去了订报费？它在谁手里？一共有多少？”列宁显然并不排斥决裂的可能性，他很关心把财政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并未决裂，感到狼狈的调和派根本未敢想到这一点。消极抵抗是他们的唯一武器；现在，甚至这个武器也要从他们的手中打掉了。
尽管缺乏人员，列宁并不急于召斯大林回俄国，必须在他回去以前完成在彼得堡的“必要的改革”。另一方面，斯大林在克拉科夫会议以后也不急于回到他从前工作的地方，这次会议明确无误地（不管是多么间接地）谴责了他的政策。像往常一样，列宁尽了他一切力量使这位被打败的人作一次体面的退却。报复是同列宁的性情格格不入的。为了使斯大林在这个重要时期留在国外，列宁使他对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发生了兴趣——这完全是符合列宁精神的一种安排！
高加索有几十个半开化的、原始的然而是迅速觉醒的民族，斯大林是高加索人，列宁无须向他证明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民族独立的传统继续在格鲁吉亚发扬光大，柯巴本人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具有革命冲动的，他的假名就源起于他自己的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不错，据伊雷马什维利说，在第一次革命的年代，他对研究格鲁吉亚问题变得冷淡了，“民族解放……对他来说不再有任何意义了，他不想对他取得权力的意志施加任何限制。俄国和全世界今后必须是他追求的目标”。伊雷马什维利显然预见到晚得多的时候的事实和态度。不容置疑的一点是，柯巴在成为布尔什维克以后，就放弃了民族主义的浪漫主义，这样，浪漫主义继续与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毫无生气的社会主义协调地和平共处。但是，在抛弃了格鲁吉亚独立的主张以后，像许多大俄罗斯人一样，柯巴不能够继续对民族问题完全漠不关心，因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俄罗斯人等等之间的关系经常使高加索的革命活动复杂化。
在他看来，柯巴已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但是，他在感情上已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了吗？大俄罗斯人列宁是不能容忍可能伤害到被压迫民族的感情的任何玩笑或奇谈的。斯大林具有的吉第里洛村农民气味太重了。当然，在革命前的年代，他是不敢玩弄民族偏见的，后来在他已经当权的时候才敢这样做。但是这种性格甚至在当时已经在小问题上表现出来。在提到孟什维克中的犹太人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占优势的时候，柯巴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