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们推测，柯巴是在第比利斯十一月会议以后隔了一段时期才加入布尔什维克的。会议决定积极参加为召开新的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而正在进行的筹备工作。贝利亚说，柯巴在12月离开巴库去各地为召开代表大会进行宣传。我们接受了贝利亚未加说明的论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件事不是不可能的。当时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党已经分裂成两派。在那时候，布尔什维克派的力量已经增加到这样的程度：它在组织上已经处于比对手孟什维克优势的地位。在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的时候，柯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这一派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要我们提出柯巴在1904年底已经是布尔什维克派的成员的确凿的证据，我们就会感到为难。贝利亚甚至从当时发表的传单上引用了一系列的话，然而他不敢说这些传单当中有任何一张是柯巴写的。关于传单作者的可疑的沉默是比文字更响亮的证据。贝利亚引用柯巴以外的人写的传单的目的，不言而喻，是为了填补斯大林传记中出现的明显的空白。
在此期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从党章的领域转到革命战略的领域。1904年秋天，主要由于心慌意乱的沙皇当局过分疏忽以至毫无作为，地方自治局①人士和其他自由主义者发起的宴会运动②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个运动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反对派之间的关系问题。孟什维克的方案要求把工人变成一个为自由主义独唱家伴唱的民主合唱队。一个体贴入微、谨慎周到的合唱队，不仅要“避免吓倒”自由主义者，而且更有甚者，要全心全意提高自由主义者的自信心。列宁立刻发动了攻势。他嘲笑了这种方案的根本思想——耍弄外交手腕支持一个毫无办法的反对派，用这种办法来代替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只有在群众压力下，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只有大胆的社会纲领才能唤醒群众来采取行动：而这正是自由主义者害怕的。“如果我们考虑他们的惊慌情绪，那我们可真是傻瓜了。”③在长期沉默以后，列宁在1904年11月发表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鼓舞了他的同志们的精神，在发展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是否有可能正是这本小册子把柯巴争取过来的呢？我们不敢回答说是。在后来一些年代里，凡是当他有机会自行考虑对自由主义者采取什么立场的时候，他总是乱碰乱撞地倾向孟什维克的概念，认为“避免吓倒”自由主义者是很重要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中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的革命就是例子）。然而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这位平民出身的民主主义者对这种甚至在孟什维克的普通党员中也激起很大不满的机会主义方案似乎真正感到愤怒。必须指出，激进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保持鄙视态度的传统，整个说来，还没有来得及消除。然而，同样可能的是，仅仅由于彼得堡的“流血的星期日”①和接踵而至的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才把这个谨慎多疑的高加索人推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无论如何，这个转变的里程碑还没有载入史册。
1905年8月，斯大林重述了列宁写的《做什么？》一书中企图说明自发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阶级觉悟的相互关系的一章的内容。按照列宁的说法，工人运动在听其自然发展的情况下，不可挽救地会倾向于机会主义；革命的阶级觉悟是由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这儿不是批判这种观点的地方。这种批判完全属于列宁传的范围，而不属于斯大林传的范围。《做什么？》的作者本人后来承认他的理论带有偏见性，从而默认了这个理论的错误。他是在反对“经济主义”及其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盲目崇拜的斗争中附带提出这种理论作为斗争武器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决裂以后，对《做什么？》进行了为时已晚，然而更激烈的批判。“从外面”向无产阶级灌输革命阶级觉悟的问题再次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记载了格鲁吉亚报纸上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关于“从外面灌输阶级觉悟问题的绝妙提法”①。今天，有人把这种赞美当做说明柯巴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理论家的证明。其实这不过是国外中心习惯使用的表示鼓励的话。无论何时，如果某些省的出版物公开出来保卫自己所属派别的思想或领袖，照例会得到这种赞美。至于这篇文章的质量，从贝利亚俄文译本中引用的下面一段话就足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现代的社会生活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安排的。这里存在着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之间进行着决死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迫使资产阶级去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则迫使无产阶级去破坏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这两个阶级相适应也就创造出两种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是适合于无产阶级的地位的。……但是，如果社会主义意识没有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它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不过是空话罢了！如果这种意识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情形就会完全不同：无产阶级就会认清自己的地位，并用加速的步伐向社会主义生活迈进。……”②等等。这种文章本来早就会被人置诸脑后的，只是由于作者后来的命运才使它们免于湮没。然而，事情本身十分清楚，这些文章本身并没有说明作者的命运；而是相反，使这种命运更加使人费解了。
整个1905年，柯巴根本没有出现在高加索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通信的人的名单中，即使在这以前也没有出现过。3月8日，有一个名叫塔里的人在一封寄自第比利斯的信里，用下面这句话综合了高加索某些孟什维克的反应。他说：“列宁对我们时代的意义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得更早，而且更清楚。”同一位塔里写道：“列宁被看成是这些阿尔卡季·尼古拉也维奇中间一个类似巴扎罗夫的人物。”不言而喻，这儿指的是屠格涅夫书中的主角：属于踏实的现实主义类型的巴扎罗夫和思想主义空谈家阿尔卡季·尼古拉也维奇。历史杂志的编者在塔里的名字下面写的注解是“作者不详”。但是这种明确的文学类比本身就足以说明斯大林不可能是这封信的作者。列宁在1905年下半年写的文章和信里面——至少是在已经发表的文章和信里面——提到曾经在俄国工作过的30多个社会民主党人；其中19个人和列宁的年龄最接近，还有12个人和斯大林的年龄最接近。斯大林本人没有在信中出现过，无论是作为直接的通信者还是作为第三者。因此我们不能不和从前一样坚持我们已经宣布的结论：斯大林关于他在1903年已经收到列宁一封信的说法完全是捏造。
对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义越重视，柯巴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事实就越引人注意。到那时为止，他已经拥有将近7年的革命活动历史，经历过监禁、流放和逃亡。如果他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具有任何重要性，可以肯定这段历史将使他至少得到代表候选人的地位。不仅如此，柯巴在整个1905年都可以自由活动。据贝利亚说，他“在组织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中起了最积极的作用”。如果真是如此，他就应当是高加索代表团的团长了。那么，为什么不是呢？倘若是由于生病或者是任何其他特殊原因使他不能出国，官方的传记家肯定不会不告诉我们。他们的沉默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并没有掌握可以说明这位“高加索布尔什维克领袖”为什么没有出席那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的任何令人相信的理由。贝利亚所谓柯巴曾经“最积极”地参加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不过是苏联御用历史学中连篇累牍的言之无物的空话之一。消息灵通的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在一篇纪念第三次代表大会30周年的文章里丝毫没有谈到斯大林参加大会筹备工作的事；宫廷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斯基也含糊其辞，实质上是说没有阐明这种意义具体属于什么性质。但是，从我们现在已经设法了解到的一切事实来看，情况似乎十分清楚：柯巴经过一段很长的动摇犹豫时期，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前不久才参加布尔什维克；他根本没有参加高加索十一月会议；他从来都不是这次会议成立的常务局的成员；而作为一个初入门的人，他担任代表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代表团的成员是加米涅夫、涅夫斯基、齐哈卡雅和查帕里泽；他们才是当时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他们后来的遭遇和我们的叙述并非毫无关系：查帕里泽在1918年被英国人枪决；加米涅夫是18年后被斯大林枪决的；涅夫斯基被斯大林下令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从此无影无踪；只有年迈的齐哈卡雅幸存下来，设法比他应当活的时间活得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