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创建了许多支部机构。需要时，就组建支部来配合在相关国家的行动。1940年夏末，波兰支部成立了，刚开始由比卡姆·斯威特·埃斯科特领导。后来人称“珀克斯”的珀金斯上尉（上校）接管了该支部，他的上司是威尔金森，威尔金森也在特种行动执委会效力，专门负责欧洲东南部国家的支部机构。
波兰支部与其他支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是自治的。虽然它与在伦敦的波兰参谋部六局密切配合，但它在波兰事务方面的职权非常有限。
所有从英国前往波兰的特工、情报员和伞兵都是波兰当局独家关心的事，他们一踏上波兰的国土就得立即向伦敦的波兰政府汇报情况。
“每个被选中前往波兰执行任务的受训人员都要宣誓，他们所立的誓言与波兰‘祖国军’军人所立的誓言书是相同的。‘祖国军’是波兰的地下军队组织，服从位于伦敦的波兰政府的指挥。这些人员一旦到达波兰，只要他没有离开那里，他仍是‘祖国军’的一名战士。政治情报人员所立的誓言有所不同，他们服从一个名叫拉都代表团（一个政治团体，由伦敦方面委任的一名代表负责指挥）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以上引自约瑟夫·加林斯基的口述。
历史学家威利茨曾向一个在牛津召开的关于英国和欧洲抵抗运动的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威利茨认为，特种行动执委会波兰支部的职责是“协助波兰六局保持和增强与波兰的联络，训练特工人员，获取供应物资并安排供应物品和人员的运送”。
据威利茨所说，波兰人是唯一被允许继续使用自己的密码和波兰进行无线电联系的外国侨民。空投到波兰的人员为自己选择的在波兰使用的密码名，只有波兰当局才知道，英国政府无法与他们联络。
当然了，英国情报局在波兰有自己的特工人员，他们可以通过情报人员和其他的代表取得联络。然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没有通知波兰当局的情况下，特种行动执委会决不会空投特工人员到波兰。”以上引自约瑟夫·加林斯基的口述。
收到克里斯蒂娜的信号时，安德鲁正在意大利。克里斯蒂娜在信号中说她终于等到了一项重要任务，她正准备前往阿尔及利亚执行这任务。他马上请了两个星期的假，飞往阿尔及利亚和她会合。“克里斯蒂娜当时住在靠近阿尔及尔的一栋房屋里，受一位名叫贝蒂·塞尔现在名叫贝蒂·里格。的女士的指挥。贝蒂·塞尔是那里的护士急救队的负责人，克里斯蒂娜一到那里，塞尔就看出她的思绪非常混乱，精神状态极为不好。克里斯蒂娜暂时去皇家空军执行一项任务，她没有穿急救护士队的制服，而是身着皇家空军的制服，这套制服让她看起来比平时更加妩媚动人。
“贝蒂尽量给克里斯蒂娜更多的自由，我呆在那里的两个星期里，试图教她学会使用手枪和骑自行车。但两方面都以失败而告终。克里斯蒂娜每次用手枪瞄准射击时，总是紧闭双眼说：‘我讨厌这种响声，我讨厌这种响声。无论如何，我不会让自己向任何人开枪的！’她脸上一副对自行车深恶痛绝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她就不愿意骑车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她当时神经异常紧张，但主要是因为向她传达任务简令的军官惹恼了她。”
弗朗西斯·布鲁克斯·里卡兹写道：“在我所遇到的人当中，克里斯蒂娜无疑是最出色的之一。我从1944年开始就和她有联系，我那时是法国支部在阿尔及尔的‘马辛厄姆’组织的领导人。有一次，大概是夏初，当时盟军正在大张旗鼓地准备从法国南部登陆，我收到了从开罗特种行动执委会发来的信号，信号建议让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到法国去执行一项任务。由于听说过她的事迹，我马上就接受了这个建议。随后不久，她身穿急救护士队的制服，乘飞机来到了阿尔及尔。
“配合克里斯蒂娜在法国执行任务的人选由我来决定，我选择了伦敦巴克马斯特的F支部的特工弗朗西斯·卡默茨，上面已经决定让他在行动上听从‘马辛厄姆’组织的指挥，并且做好一些准备工作以配合盟军在法国普鲁斯旺的登陆。克里斯蒂娜没有去过在德军统治下的法国，因此我觉得应该找个人仔细简要地向她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这个人最好最近去过那里，并熟知那里近况。我认为本·考伯恩是理想的人选，他是特种行动执委会最英勇的特工之一。他要到法国执行两项任务，由于完成了第一项任务，所以这期间他刚好有空。然而，我的安排并不顺利，因为在任务简令下达之前，我不但要时常介入其中，而且还要安慰克里斯蒂娜。回顾往事，我觉得，这些行为是她性情的表现。这种性情是我们在‘著名女歌唱家’身上可以看到的。即使我们去观看另一位大师的表演，我们也同样会看到某种性情，而考伯恩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大师。然而，没有比他们两个更风格迥异的人了。考伯恩看起来缄默少言、缺乏自信。作为一名特工，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不太引人注目，而克里斯蒂娜却和他截然相反，尽显英勇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