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行期间，我向船长打听女侍者的身份，但他态度谨慎，言辞模糊。当我告诉他我对女侍者的猜测时，他笑着说道，船上的作家们总是试图给非常普通的人物编造一段浪漫有趣的历史。“这肯定和船上生活有关，”他继续说道，“船上生活让人精神愉快。作家……”他接着讲了一个和某位著名小说家有关的长插曲。在这艘船上旅游时，那作家产生了错觉，把船上的一名员工当成了被通缉的罪犯。
在潮湿、有风的一天，我们的船在南安普顿登陆了，但没有什么能打击我兴致勃勃的劲头。我回到舱位，锁上箱子，准备给女侍者的小费。我想向她表示感谢，感谢她一路上对我这么精心照料。我按响了电铃，前来回应我召唤的却是一个面容憔悴、不知姓名的女子。“你所提到的那个侍者身体不舒服，”她说道，“我能给您做点什么？”我有点失望，就写了一张表达感谢的便条，把小费包在信封里。我问事务长：“那女侍者全名是什么？”他察看了一下名单说：“给您服务的是克里斯蒂娜，全名是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女士。”
1952年6月13日，轮船驶入了码头。几天以后，我开心放松地躺在床上，读着晨报。突然我震惊地看到了一条短讯。短讯言简意赅地说道：6月15日晚上，“联合城堡邮轮”上一个叫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的女服务员在伦敦一家旅馆被革新会的厨房看门人杀死了。看到那神秘女侍者死亡的恶劣事件，我心里一阵悲哀，但因为忙于安排新生活，所以只给了克里斯蒂娜的灵魂一个短暂的告别。
然而第二天，原本毫不起眼的短讯迅速膨胀成了数则头版新闻。给我服务的侍者的确不是名普通女子。她生于波兰一贵族家庭，在二战期间曾在波兰、匈牙利和法国做过英国特工。她是法国抵抗组织中的女英雄，由于表现突出，曾被授予乔治勋章，英帝国勋章还有法国银星军功十字章。
报纸上到处都是一些有关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的耸人听闻的故事，说她是个传奇人物，有过什么样的英雄事迹。我很生自己的气，因为我打算创作一本关于剖析勇气的书籍已经耽搁良久，但这次却错过了获取第一手信息的机会。我责备自己，因为我没有更卖力地去突破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那沉默寡言的樊篱，她借此来保护自己免遭缠绕不休的话题骚扰。我想起了克里斯蒂娜的许多印象：她的优雅，她金黄色的皮肤，还有她那泛着光泽的鼻子。
然后，我嫁给了那艘船的船长，我们外出度蜜月，一切其他事情都暂时忘在了脑后。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特别是当我返回法国，看到我那些经历了德军占领和集中营而幸存下来的亲戚朋友时，克里斯蒂娜却从未远离我的思绪。在后来的生病期间，我主要依靠阅读那些描述抵抗运动和特种行动执委会工作人员功绩的书刊来获取信息。我痴迷地想创作一本有关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的书，以此来纪念克里斯蒂娜，还有那些为自由献身的勇敢的无名女子。
回想1940年6月14日，我走出位于巴黎贾克伯的公寓（当时德军正进入巴黎）时，装备极差地开始了一段漫长而又冒险的旅程。这旅行持续了四年时间，它最终把我带回到了那处25年以来一直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抵达巴黎后的一天，我开始尝试和亲朋好友取得联系。我明白，德军占领法国造成了当地人口的大批重组，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正如我本人一样，已经去了国外或转入本国地下。但我不能相信，我的生活圈子就这样永远土崩瓦解了。
我的朋友总共有五十人左右，其中许多都不是犹太人，也和犹太人没有亲戚关系，但他们中的百分之六十都消失不见了。我向朋友们居住的公寓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我甚至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我在巴黎挨家挨户搜寻，又敲响了那熟悉的大门，按响了那熟知的门铃。
我过去认识的一些看门人已经走了，但那些仍然留下来的给我讲了很多事情。看门人谈到了夜间的敲门声、哭喊声、打斗声，说看到我的朋友们走下楼梯，后面跟着那些抓他们的人。正如一位看门人所说的那样，“他们看起来好像刚被粗暴惊醒的梦游人一样”。不管我去哪里，遇到的都是同样令人震惊的体验。我通常会敲敲门，充满期待地等着。接着，门开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出现了，他或者充满歉意，惊恐万分，或者一副非常粗鲁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