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在政府补贴住房的大讨论中，国家工人住房会议坚持计划不该低于“贫困标准和低收入组织阶层”，但应该慷慨发放补助并且提供现代服务。最穷的人再一次得依赖过滤——即使他们能买高级住房。
19世纪30年代，第二届工党政府引入额外计划，为住在贫民窟里的人提供新住房，要求地方政府为贫民窟的拆迁和安置无家可归的人制定一个五年计划，依据搬迁人口数量来发放住房补偿金。双层体系为政府简易房建造引入了等级分离因素和描述。对于贫民窟拆迁房强调更多的是住房的数量而不是质量，在严格的预算下，量与质的冲突，是市政房史的显著特点。1933年，国家（联合）政府终止了早期各种类型的补贴。除此之外，对战时市政简易房只有贫民窟拆迁计划。在使房屋更小更便宜方面，也存在压力。同时，缺乏对住宅的普遍需求，迫使小康家庭和真实收入增长的家庭，转向购买私人房地产商的住房。支持商业的政策哺育了快速成长的房地产业，但房屋控制又使建房出租不值，越来越多的家庭，从迅速扩张的住宅互助社团购买按揭住房，因而被房贷压得不堪重负。
凯恩斯主义国家福利
1939年再次爆发的战争，导致了几乎所有的建房计划搁置一边，地方政府已建了一百万套住宅，占全英国住房储备的10%。对于关注市政住房的人来说，最显著的发展产生于二战重建后的第一阶段，当安奈林·贝文，新执政的工党卫生部长简单介绍了社会主义住房普遍的公共服务（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简单地说，这种社会主义住房形式看似有可能实现。
二战后留给英国比一战后还严重的，是前所未有的住房危机。像以往一样，重建计划在战争结束前就已顺利开展。各政党最关心的问题是，提供充足的住房改善，以防止出现威胁与对现有政治体制的不满。
在20世纪30年代，工人运动的影响力逐渐变强，某些群体认为苏联是可选择的社会形式模板。资本主义体系向人们展示，住房条件的改善是可以实现符合政府当局的利益的。人们普遍认为，战后的社会应该更好更公平。1941年，《图片邮报》的新年特刊论证并支持了这种观点。它主张计划中的新英国实际上是以战争目标来制定的，委托重要思想家解决如全民就业、社会保障、国家公费医疗等问题。房屋的设计满足家庭主妇的需求（假定为全职主妇），麦克斯韦尔·弗莱设想了一整套的乌托邦式的（现在看来相当粗暴）所有英国城镇的重建计划。第二年，贝弗里奇为战时联合政府收集的数据报告，成为建立福利国家的奠基石，许多初步迈向国家福利的步骤在战后选举前已开始实施。联合政策的推行，总是一个充满争论的过程。但是，公众对改革的热切渴望不容忽视。1945年，工党在选举中以绝对多数当选，意味着政治上的全面左倾——新的议会也包含两名共产党议员。除此之外，更具革命性的要求仍然存在，而英国军队却去希腊帮助镇压革命。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减轻资本主义的极度不平等，有着六年战时中央计划经验的联合政府，对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形成了跨党派共识，尽管这种干预的限度和维持的时间仍有待商榷。
工党政府并不质疑资本主义的首要地位。但是，根据凯恩斯经济计划，政府干预可以用来重新分配资源，更系统且更公平（因而更有效）。在新的国家福利体系中，政府征税以建立民众需要的基本服务，如医疗、教育、失业补助和养老金。有些服务已经存在但尚待完善，但在一些领域如国民教育方面发生了全面的改变。纵观全局，所有这些领域发生的变化给英国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