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前线的书信，写到这独一无二的圣诞停战时，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用一个模式写就的，就像出自战壕的例行公事：亲爱的父母亲 ／ 妻子 ／ 女友；我很好 ／ 非常好 ／ 不太好；敌人开枪了 ／ 不开枪了；天气很好 ／ 不好 ／ 非常可怕；你们好吗？给我寄卷烟 ／ 袜子 ／ 饼干。此外，上司写给阵亡士兵家属的信越来越多了――他们这些信也是千篇一律，只要翻译一下，可以用在每个国家――士兵们英勇战死后：尊敬的家属 ／ 太太，您的儿子 ／ 您的丈夫为祖国 ／ 为家乡 ／ 为大英帝国而阵亡，等等。
圣诞节后没几天，来了许多信，它们终于提到了一些别的内容，而且是一个奇迹，士兵终于不再写他们的人间地狱了，而是写由他们自己创造的天堂和平，他们的家属把这种和平理解为一种希望，要牢牢地把握住，希望和平这一奇迹能够尽可能持久地延续下去。这些信件转交给了报社。内容相同的细节――唱歌、交换礼物、友好联谊、停战――刊登在英国的每一种报纸上，包括各个郡的小报上。在德国很少发表，在法国根本不发表。
可是到了1915年1月初，英国《每日新闻》和这一圣诞节轰动事件联系在一起了。《每日新闻》一直是由军队控制的，以刊登关于敌方残酷行为的报道为主，现在报纸的版面已经不够用来登载这些人类美好的文件资料，甚至还不够用来登载阵亡士兵的名单。
英国报纸上口气尖锐起来，评论的火药味浓起来，观点极端起来。和解已没有余地，人们在争取先胜利再和平。H·G·威尔斯满腔激情地、有战斗力地、有预见地恳求政府，不许这些该死的普鲁士人按他们的设想去造就世界。“如果我们在战后允许德国人造军舰，哪怕就造一艘，或者如果我们不把佛里斯兰群岛和赫尔果兰岛从他们手里拿走，还有那些殖民地，那我们便是绝对的愚蠢”。当然威尔斯认为，好人最后是会胜利的。
在英国，跟在德国发表的煽动性文章相反，直到现在还有值得深思的文章和哀伤的终曲使我们对失去的东西抱有希望。大侦探舍洛克·福尔摩斯形象的塑造者阿瑟·柯南道尔在战后强调说，圣诞和平不仅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而且是人类所有残酷战争中的一个插曲。
如果说这次战争的历史已经有人写过，那么这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插曲肯定是人们能读到的故事之一。《南威尔士回声报》的一个编辑写道，这种敌我双方共同欢庆圣诞节的方式方法是一种奇迹：“他们在战壕里互相拜访，他们比赛足球，他们举行自行车赛，他们一起唱歌，他们毫不动摇地坚持非正式的停战，这一切肯定会作为这场大战中最令人意外的事件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每日镜报》的作者写出了读者的心声，读者看了有什么感想，他显然也很清楚。像这样的文章在德国不仅永远不会有人写，而且也永远不会发表，因为它干脆就是不符合那里的世界观：“一个士兵的心里很少有仇恨，他在打仗，因为这是他的职业。他的面前是什么、打仗的原因、怎么会打起来的、为了什么目的……他并不关心。他为他的国家打仗，他在跟他的国家的敌人打仗，作为敌方国家的一支军队，所有的人都是该诅咒的，都要把他们打得稀巴烂。但他知道，那些个人并没有这么坏，仇恨主要存在于家乡的后方……这个士兵想的是另外一些事情，他必须干活，他必须打赢仗。所以他没有时间去愤怒，而盲目的恨也只有在炽热的战斗中才能操纵他。在其他时间，他很清楚，这些战役都荒唐得很，他看到的这一切是多么的谬误。”
比如在圣诞节，这个普通的士兵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不能得出结论，因为他没有志同道合者，任何地方都没有，甚至在他的家人中也没有，家人们虽然在担心他的生命并希望他健康地回来。要是他回来，他得以一个胜利者回来，而不是以一个失败者。可是大部分人连尸体都回不去，他们被掩埋在佛兰德，这一点却没有人去想它，他们的母亲和妻子也没有想，她们把无限悲痛看作值得骄傲的哀伤。在德国，公众舆论全遵循报纸上发表的观点。而报纸上的观点是相当明确的，经过少量改动，20年后也可以用在纳粹的《冲锋队》中。下面一段文字于1915年1月8日发表在柏林《每日展望》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