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 Tower（国家电视塔）参观大减价，Royal酒店住店大派送， 有人买了棒球票再以一刀卖出去来支持他所喜爱的球队……多伦多的经济在SARS的袭击中变得更加脆弱。
SARS时期的多伦多，生活照旧，只是很担心国内的亲人，我和向东好不容易在工厂区买到了一箱医用口罩，连同消毒用的洗手液，一起给国内的亲人寄去，邮寄费一算比买东西的钱还高,那也要寄。当危险和死亡逼近我们的时候，这一箱物品是我们对于那些曾经和我们朝夕相处的亲人们的唯一关心。
公司里表面上是一片平静。我和Flora都因为北京隐瞒疫情而感惭愧。同事们一说到北京隐瞒疫情的问题，我们就抬不起头，好像是我们两个人干的。 出了国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在意自己的祖国，祖国的一点进步都让我们这些在海外的游民感到自豪，而任何闪失都让我们觉得自卑。自从闹了SARS，我们在办公室连喷嚏都不敢打，生怕别人怀疑我们得了SARS。
转眼到了五月，北京提前放起了长假，我和向东每天都守在电视机旁关注着国内关于非典的报道。一天夜里，新闻中已经证实，非典是由于广东人吃果子狸而从动物身上传染过来的。高兴突然指着窗户“啊呜――啊呜”地叫起来。我们一转头，一个全身黑毛，爪子很长，眼睛上面有一圈白毛的动物正趴在窗台上。我和向东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又转回了电视画面的果子狸，不会吧，怎么跟果子狸长得一模一样。
向东拿了手电出去查看，那东西“噌”地一下跳开了。电筒的光束下，那只动物蹲坐在通往地下室的走廊里，怀里还抱了四个小的，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第二天和同事们一说，他们说那是加拿大浣熊，到谁家谁就幸运。我们可没觉得，在这非典时期，本来就住在了倒霉的Grace Hospital边上，家里又来了一家子长得和果子狸一模一样的动物，怎么是幸运呢。回到家就发愁，走廊里的浣熊好像知道加拿大的法律是向着他们的一样，根本不怕人，每天左手吃着从垃圾箱里掏出来的鸡翅膀，右手喝着拣来的可乐，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我打了电话问政府部门是否能来帮忙，好嘛，请他们走，我要付款四百加元。我们只好从Wal-Mart（沃尔玛）买了一种特殊的粉末撒在过道上轰它们走。从地下室的小窗户望去，看着浣熊妈妈――一个单身母亲一个一个把四个孩子叼走，心中油然生起怜悯之情。
不知熬过了多少个揪心的日子，北京那边传来了好消息， 非典时代结束了。多伦多的中餐馆也恢复了往日的繁荣，“China”的名字和SARS渐渐在新闻中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