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找工作的艰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权利发表意见。当你宣布你找到了工作的时候，没有人会问你是什么工作，就会像祝贺获得奥运会金牌冠军一样祝贺你。
告别了一个又一个咖啡夜，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我终于迎来了毕业前的Open House（毕业展示）。我换了身漂亮的衣服，还涂了口红，又沏茶又倒水地伺候那些前来物色设计师的“老总”们。 “老总们”吃吃喝喝完了却没有任何回音，说是今年经济不好。
第一个面试，我是在毕业前两天接到的。这是一个只有一个人的小公司，“办公室”就在他家的地下室。我去看了看，屋子乱得无处落脚，再看“老板”，穿得是一塌糊涂，说话更是语无伦次。他自己弄了个工作室，想找个设计师帮他干。我拒绝了他，原因很简单，我不能和一个精神不能确定是否正常的单身男子在家里工作。他的“办公室”看起来就像变态狂的杀人现场。当然，我没敢当他面说，推脱说太远就匆匆告辞了。
第二个面试，我是在毕业后第二天接到的。也是一家私人公司，人多了一个――两个人的小广告代理公司。Nancy（南茜）和Jack（杰克）是一对白人夫妇，Nancy是从波士顿移民过来的美国人，热情而傲慢。她每天不是抱怨这个就是抱怨那个，Internet不好用耽误她的生意了；女儿的学校埋没人才了；pizza（比萨饼）送晚了……她对任何人都有意见，骂她丈夫笨，说我复印纸用多了，甚至连她的猫都不放过，说它不敲门就溜进办公室。和Nancy只工作了两个星期，complain（投诉）的技巧就有长足提高。Nancy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Listen! I paid you!(听着，我可付你钱了！)” 这句话可谓是一针见血，谁不是为钱而工作呀。要是看到别人向她投降了，她脸色一转，就开始抹稀泥：“Oh dear，let’s forget it.(亲爱的，让我们忘了这件事吧。)”
我不信上帝，但上帝的确在我厌烦了和Nancy工作后关照了我。
第三个面试通知接到的那一天，我没有什么兴奋的，慌慌张张得甚至没有听清是什么公司，心想无非又是什么私人公司，也许这次人员可以增加到三个。我按地址在Queen’s Quay West(皇后码头西)下了车，Queent’s Quay Terminal像一艘远航归来的客船，静静地停泊在码头，一束天光从乌云间穿透下来，好像天堂的福音。拾阶而上，身边簇拥的都是衣冠楚楚的白领。大厅宽大明亮，双排的电梯奔忙着载客，这些都说明我要去面试的公司根本不可能是一家小作坊。
我立时紧张起来，看一下表，离面试的时间还差十分钟，一头冲进一楼的洗手间，掏出眉笔和口红涂抹起来。天生底子好，没几下就变得光彩照人。我对着镜子说：“Come on，baby! 机会终于来了！”
面试的程序和我在外企经历的是一样的。先是人事部的一位女士问一些流水账的问题，诸如你怎样在工作中解决问题呀？你怎样证明你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呀？足足两大篇。我挤出笑容，把过去的工作经历夸大了十倍地描述着，故事讲得眉飞色舞，让人不得不相信他们面前坐着的是个人才。我告诉她我以前是如何成功地举办了广告研讨会，吸引了一百多位客户前来（其实就来了三四十人，礼品倒是拿走了一百份，说是给同事带回去）。我告诉她我是怎样妙语连珠地说服了老板接受了我的想法，从而挽救了项目，挽救了公司（实际情况是老板根本不屑一顾）。人到了国外，脸皮不厚也得厚，这里可没人让着你，只能是可劲儿地把自己说成一个驰骋疆场的英雄。
接下来是出版公司副总裁的面试。他是一个很和蔼的法裔加拿大老头儿，名字叫Denis(丹尼斯)，他居然还依着姓氏的发音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库切尔，乍一听，还以为是个新疆人呢。和库切尔先生的第一次握手，就让我有一种苍蝇看绿豆，对上了眼儿的亲切感。他看了我的作品后称赞道：“很好，Ginger,我很喜欢。这两个星期我起码面试了几百人。我可以告诉你，到目前为止，你是最好的，我喜欢你的作品，喜欢你的性格。我希望明天和后天就不要再出现更好的了。我会尽快通知你的，祝你好运。”还没最后拍板，他就已经带着我在办公室里和同事握了一遍手，还兴致勃勃地给我介绍了办公室的设施，哪里是会议室，哪里是厨房。我笑了笑说:“您忘了介绍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