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向城市转移只是一个泛泛的概念。我们还应该具体分析一下，中国的人口到底会向哪些地方转移？
根据观察，我们可以将民众的迁移方向大致分一下类，主要有两大选择：
一、 人口迁移首要选择还是在当地，也就是离家乡比较近的地方
这样的迁移对迁移者来说，有很多优点。距离较近，风土人情都比较熟悉，环境也比较容易适应。缺点当然也存在，那就是可选择范围较狭窄。而且，可能迁移后的相对收入不会太高。
当然，即便是当地就近迁移，我们也还是可以进一步将迁移地分为三种类型：
1当地和邻近的县城
2当地和邻近的地级城市
3当地的省会城市
在这三个层次的城市中，我们注意到，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房地产市场开始市场化之后，就平均水平来说，中国内地的县城人口都有所增加，但是增加的比值相对来说并不大。虽然有新的人口移入，但也有相当数量人口移出。所以相对人口较为稳定，未有大的增长。正是这一点使得绝大多数这样的城市房价都较为平和，并未出现人们指责中的大涨，并无很多人所说的泡沫现象。未来，除非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否则这些城市的发展还是会如现在这样不温不火，预计这样的趋势还是会延续下去。
至于内地的大多数地级城市，与县城的情况差不多。目前这些城市的人口，与中国其他绝大多数地方一样，都得不到准确的统计。但是，就我们直观的感觉来看，大多数地方人口即便有所增加，也是非常缓慢，增加的比值不大，在个别地区甚至人口有负增长。或者，部分城市虽然就人口的相对数来说有较大增长，但是由于很多都是由地区驻地改变而来的地级市，城市的人口基数原本就较少，所以，其总人口数量仍然是比较少的。因为有这样的特点，才有我们前篇文章所揭示的，在中国多数这样的城市，房价并无过分高的增长，总起来说是当今中国房价比较合理的城市群体。
相对来说，省会城市的消费和人口的增幅几乎都是最大的。我们到任何一个省会城市都能感受到其市场的繁荣，基本都能远远超越本省内的其他城市（除非一些拥有极强要素禀赋和资源的城市，比如特区深圳、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福建的厦门等）。通常情况下省会吸引的外来人口，包括本省农民进城人口的绝对比值都是最高的。人口到来多，当然住房需求就旺盛，这也是在中国，凡省会城市，房价都相当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关于省会城市，在后边我会专门拿出一篇文章进行比较细致的解说。
二、 很多原先生活在乡村，前往城市发展的农民会离开家乡，到远离家乡的外地市工作。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很可能就会在当地安家。这些外地市主要集中在：
1首都北京。关于北京首都的优势，所需就业人口的数量之多，我在后边的文章中会有具体的论述。
2沿海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一带，珠江三角洲一带，福建沿海，胶东半岛地区，以及天津、大连等沿海城市及其周边。如前文所说，沿海发达是国际上的普遍现象。目前我们看到，已经有大量内地人口，包括大量的农村人口来到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工作了。但是，截至目前大多数人都未安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目前的高房价，以及我们在政策执行上的一些歧视（假如各地政府能够像曾经的日本政府那样，为迁移的原农业人口兴盖住房，积极为这些事实上已经迁移过来工作生活的人口创造条件，促使他们在这些地方安家生活的话，会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当然，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到来，也在当地产生了大量的住房需求，这也是目前这些城市的房价都格外高涨的原因之一。
3内地相对比较少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以及青藏、新疆等少数民族人数较多的地区，这些地方往往人口较少，而资源丰富，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或者国家的高额补贴，让这些地方的经济获得较为蓬勃的发展，也因此会吸引到相当多外来的人口。当然也包括个别不依靠资源，而是产业比较发达的新兴城市，如安徽芜湖等。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看出，中国的人口迁移是不平衡的，少量地区和城市吸收到了最大量的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房地产的冷热不均。
省会在发展中拥有明显优势◎
在中国目前的人口大迁移、大洗牌，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城市化过程中，除了沿海地区能够吸引到大量外来人口之外。在内地，除一些拥有自然资源的城市外，通常就是各个省的省会或者自治区的首府也会在经济的发展中取得巨大成功，并吸引到大量外来人口。
许多人都注意到了拥有省会地位对城市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许多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城市由于成了省会，而一跃成为省内最发达，经济、社会实力最强的城市。比如郑州、石家庄、合肥、南宁，这些城市在城市面貌、市场繁荣程度、城镇人口数量等指标上，已经与省内其他城市拉开了明显的距离，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而某些城市，却因为失掉了省会的地位，而变为一座极普通的城市。
典型的如保定。这座城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其城市声望、历史，还有市场的繁荣程度，都要远远高于目前的河北省会石家庄。清朝时期就一直为全国督抚之首的直隶总督府所在地，是河北省无可争议的政治、文化和工商业中心。但在失去省会地位之后，保定如今只能沦落为省内一座普通地级城市了。甚至就实际情况来说，还可能已经落后于省内的唐山、秦皇岛等城市了。与保定情况类似的城市还有开封、安庆，甚至还有桂林等。
据《燕赵晚报》文章报道：60年前，石家庄刚刚解放时，市区人口仅有12万，而到2005年底，市区人口跃升到了224万。而根据2010年制定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实施意见》，其中有段规划表示：保定、廊坊、张家口、秦皇岛、沧州市2015年城市人口分别达到100万人以上。虽然两座城市的人口统计都不是十分准确，但从上面两个官方文件和报道中，足以看出石家庄和保定这两座城市已经有了巨大的差距。
毫无疑问，省会搬迁对一座城市影响最大，也最为令人叹息的，当属曾经的七朝古都开封。开封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声望，以及极强文化传统的城市。作为一座历史古城，开封原先是有比较雄厚底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封市无论是人口还是商业、经济规模等都远超郑州。1953年开封人口已经有36万，而同时期的郑州人口却只有3万。甚至在1954年省政府搬迁过来之后，当时的整个郑州市也还没有一辆运营的公交汽车（以上内容和相关数据参阅自《大河报》文章：“解密档案：从开封到郑州省会大搬迁”，以及《决策》杂志文章“开封！开封！”）。然而在让出省会地位50多年之后，用一位朋友的话说，开封成了河南最衰落的城市，不仅看不到如今郑州那样的光鲜亮丽、繁华的外表，有的也只是“破旧狭窄拥挤肮脏的街道，和萎靡不振的经济”。根据《大河报》2010年的报道，“据郑州警方统计，郑州市区常住人口279万人，流动人口223万人”，也就是说总人口差不多为500万人；而根据《开封日报》的文章“开封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报道称，开封“市区建成区面积达895平方公里，人口903万”。由此可见郑州与开封之间的巨大差距。
从这些例子可以知道，有独特政治资源的省会在中国的城市发展中占有多么巨大的优势。也正因为这样，在中国，众多的非省会城市都声称，他们遭到了省会城市的盘剥。其中甚至包括许多著名的城市，如曾经是四川省的重镇、现在的直辖市重庆等。所抱怨的东西大多是省会在经济上勒紧了各城市上缴的缰绳，同时在发展方面给予了很大掣肘；相比之下，省会却总可以在各方面都受到很大优待。
这些抱怨绝非只是空穴来风。因为省会掌握着全省各种资源的分配，而居住在省会的官员们当然希望他们居住的城市能更好，更舒服些，所以会在省会投入大量资源。更何况在所有的省份，都希望自己的省内可以拥有一座实力强大的城市，从而可以与其他省份竞争。省会往往都会从中得益。
当然，最关键的还因为，省会还几乎集中了全省主要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发展要素：最重要的党政机关及各事业单位，各种大中型企业总部，金融、交通、教育、科研、医疗机构，以及为之服务的各酒店、商贸机构，等等。
省会通常都会分布着大量的省府公务员。在目前的中国，地方公务员的工资原则上都是由当地提供的税费收入供给。也就是说，省直政府部门的工资可以从全省所有县市的上缴收入中得到支持（中西部省市还可以得到很多国家的补贴，这些补贴基本都是由中央财政发放到省一级政府部门）。省会还有大量在整个省内布局的垄断企业和垄断机构的总部，如能源、电力、通讯、银行、贸易公司等，而这些机构都能提供大量的高薪就业人口。同时，因为省会还具有权力审批等方面的优势，当其他企业要开拓这个省的市场时，也往往会将其分支机构设在省会，又会雇佣很多工作人员。这些消费人口都加强了省会的地位。
另外，作为外来的投资者也会比较喜欢那些各方面基础都比较完善的城市。首先他们自己会比较方便，而省会城市一般都会处在交通的节点位置，尤其在机场、航空条件上，省会城市的航班都会比较多。而根据经验去省会城市投资地价上涨的幅度也都会比较大，那么投资者除了自己的产业收益之外，如果还能收获一点地价上升的收益，那当然就是意外之喜了。因此，内陆的省会城市相对省内其他城市在吸引外来资金方面都具有更多的优势，可以吸引到更多投资。
正因为省会具有如此多的优势，因此一座城市如果成为省会，其消费力等指标往往都会得到极大的提升，就业人口猛增，市场往往可以得到极大的成长繁荣，以至于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的发展往往可以不逊色于东部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
也因此，各省省会几乎都成了最能吸引外来人口城市中的一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