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端着那杯酒回来了。她的手指碰到了我的手，凉凉的，那是因为她端着那杯冰凉的酒的缘故。我握着她的手，然后慢慢地舍不得地放开了，那感觉就好像在山谷中做了个美梦，却被刺眼的阳光逼得非醒来不可。
她窘红了脸，坐回到椅子上，不太自然地在椅子中调整着姿势。
她点燃一根烟，看着我喝酒。
“阿姆托尔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我说，“但是不知怎么的，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珠宝抢劫团伙的头儿。也许我弄错了。不过如果他是主谋，又以为我抓住了他的什么把柄的话，我绝对不会活着走出那家医院。但是他是一个心中有所畏惧的人，直到我向他胡扯有关隐形墨水的事，他的态度才真正变得强硬起来。”
她平静地看着我说：“有那种事吗？”
我笑了。“如果那些名片上真的有用隐性墨水写的字，我也没看到。”
“把危险的信息这么藏着实在奇怪，不是吗？把它们藏在香烟的过滤嘴里，别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
“我的想法是马里奥特在害怕什么。如果他出了意外，那些名片是会被发现的，警察会仔细检查他口袋里的东西。这就是让我感到很困惑的地方。如果阿姆托尔是个坏蛋的话，他不会留下任何东西让人找到的。”
“你是说如果是阿姆托尔谋杀他的话——或派人谋杀他的话，就不会留下证物？但是马里奥特所了解的有关阿姆托尔的情况，可能和这个谋杀案没有直接关系。”
我往后靠着椅背，喝完那杯酒，假装在思索这个问题，然后点点头。
“但是那个珠宝抢劫案和这个谋杀案有关系，而我们又假设阿姆托尔和那个珠宝抢劫案有关系。”
她的眼睛里露出顽皮的神色。“你绝对累坏了，”她说，“想不想上床休息？”
“在这里？”
她的脸红到发根去了，下巴也伸了出来。“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又不是小孩子，谁管得了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
我把杯子推到一旁，站了起来。“我难得有正派的一刻。”我说，“如果你不太累的话，能不能开车送我去出租车站？”
“你这个浑蛋！”她生气地说，“你被别人打得皮开肉绽，又被注射了天知道多少种麻醉药，难道回家补个觉大清早起来就又是个侦探好汉了吗？”
“我想迟一点起床。”
“你应该上医院去，你这个浑蛋！”
我身上有些发抖。“听着，”我说，“我今天晚上头脑不太清醒，我觉得我不应该在这儿待得太久。我手上没有可以对付那些家伙的证据，他们又不喜欢我。不管我说什么，都没有法律效力，法律部门在这个城市里又这么腐败。”
“这城市挺不错的，”她严厉地说，呼吸有点急促，“你不能这样下判断——”
“好吧，这城市不错，芝加哥也不错啊，你可以住上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一架冲锋枪。这确实是个好城市，至少不比洛杉矶坏。但在大城市你只能收买一小块区域，像这种小城市就可以完完全全被收买。这就是不同之处，所以我想赶紧离开。”
她站了起来，向我扬起下巴。“你现在就躺到床上去，我还有一间空闲的卧室，你可以马上进去——”
“你保证把你自己的房门锁上吗？”
她满脸通红地咬着嘴唇。“有时我觉得你是个大英雄，”她说，“有时我又觉得你是我所认识的最坏的人。”
“不管我是哪种人，你愿意送我去乘出租车吗？”
“你就待在这儿，”她怒气冲冲地说，“你身体不舒服，虚弱得很。”
“我还没虚弱到不会用脑子的地步。”我装作色迷迷地说。
她一阵风似的跑出客厅，差点儿还摔了一跤。回来时，她加了一件长长的法兰绒大衣在便服外面。她没戴帽子，那头蓬松的红头发看上去和她的脸一样怒气冲冲。她砰地打开一扇侧门，噔噔噔地穿过门走到车道上。接着车库门被轻声拉上去了，车门被打开后又砰地关上了，引擎发动了，车灯灯光照在客厅的落地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