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到那张黄色皮沙发上,坐在她的身旁。
“你是个干活快速利落的人吧?”她轻轻地问。
我没回答。
“你常常做这种事情吗?”她斜眼看着我。
“几乎没做过。我闲下来的时候像个西藏喇嘛。”
“只不过你从不会闲下来。”
“我们得集中点精神,”我说,“让我们来谈谈我们脑子里——或我的脑子里——在想着的一个问题。你准备付我多少钱?”
“噢,那的确是个问题。我以为你是要帮我找回项链,或至少尝试着找回。”
“我必须以我自己的方式工作——这种方式。”我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杯子几乎立在了我的头上,我甚至还吞进去了几口空气。
“我还要调查一个谋杀案。”我说。
“那跟这件事情完全无关。我是说,那是警察的工作,不是吗?”
“是的——只不过那个可怜的人付了我一百元让我保护他——而我没做到。这让我感到很愧疚,很想哭。我该哭吗?”
“喝一杯吧。”她又给我们俩倒了些威士忌,那酒似乎对她没有任何影响。
“好了,我们说到哪里了?”我说,尽量把酒杯拿稳,不让酒洒出来,“不是女佣,不是司机,不是管家,不是仆役,接下来我们就该自己洗衣服了。抢劫是怎么发生的?你的说法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马里奥特没讲给我听的细节。”
她身子往前倾,一只手托着下巴,看起来很严肃,却不是那种可笑的严肃。
“我们去参加了一个在布莱特伍德高地举行的聚会,后来林赛提议去夜总会喝酒跳舞,我们就去了。日落大道上有一些工地,脏得很,所以回来的时候林赛就改走桑塔莫尼卡大道,路上经过一个破旅馆,名字叫印地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注意到了这个名字。隔着街道和那个旅馆相对的是个啤酒屋,前面停了一辆车。”
“只有一辆车——在一个啤酒屋前面?”
“对,只有一辆。那是个很低级的地方。嗯,这辆车发动了起来,跟着我们,当然我一点也没在意这些,没有理由去在意啊!然后,在我们从桑塔莫尼卡大道转到安古诺大道之前,林赛说‘我们走另一条路’,车子就转入了一条弯弯曲曲的住宅区街道。后来,一辆车突然从旁边飞快地开过去,擦撞了我们车子的挡泥板。接着它停在了路边,一个穿着风衣、戴着围巾、帽子压得低低的男人下了车,走过来向我们道歉。他戴着的那条围巾是白色的,围了好几圈,这引起了我的注意。除了能看得出他很高很瘦,别的就看不清了。他一走近——我后来想起来他完全没走在我们的车前灯灯光里—— ”
“那很自然,没有人喜欢往车灯灯光里凑。喝一杯,这回我请客。”
她的身子是向前倾着的,秀丽的眉毛——没有画眉——皱在一起。我调了两杯酒,她继续往下说。
“他一走近林赛坐的那边,就猛地把围巾拉到鼻子上面,拿出一支闪闪发亮的枪对准我们。‘抢劫!’他说,‘安静一点,这样对大家都好。’然后,另一个人从另一边过来了。”
“这还是在贝弗利山呢,”我说,“这是加州警力最集中的四平方英里。”
她耸耸肩。“这种事情还是照样发生。他们让我交出珠宝和皮包,是戴围巾的那个人说的。站在我这边的这个人一句话都没说。我让林赛把那些东西递给了那个人,那个人把我的皮包和一个戒指还给了我。他让我们最好慢些报警和申请保险赔偿,说他们会和我们做一笔轻松的、愉快的交易,还说这样办事情会容易些。他看起来不慌不忙,说他们可以和保险公司的人拉上关系,不过那就意味着钱会被那些狡猾的律师赚走,而他们并不愿意让事情变成这样。他听上去像是个有些教养的人。”
“这听起来像埃迪的手法,”我说,“可惜他已经在芝加哥被干掉了。”
她耸耸肩。我们继续喝酒,她继续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