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地委员会认为，本金应归怡和洋行，但不得支付3年的利息，这笔利息的金额高达432，543英镑。马地臣异常愤怒，写信指责颠地“插手这笔利息或借贷双方的账目是多管闲事，这个决定荒唐而又不公正”。事实上，颠地的做法合情合理，并未超出其授权范围，但双方的敌意由来已久，此事不啻是火上浇油。如今，《南京条约》规定偿还拖欠的行商债务，怡和洋行便旧事重提，请求璞鼎查出面干预，敦促行商偿还这笔利息。颠地没有给予璞鼎查任何有用的帮助，颠地只是向璞鼎查解释了设立委员会的前因后果，郑重其事地拒绝重提5年前的老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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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璞鼎查看来，整个事情的经过不可思议。1842年3月8日，他把相关文件全部发往伦敦。德庇时和义律均认为颠地洋行更值得敬重，但璞鼎查爵士在伦敦时就与怡和洋行往来密切，并且决定一到香港就拜会央·地臣。事实上，这两家商行都曾冒犯过璞鼎查：颠地洋行在承兑一张政府汇票时大加刁难，总督在一封信函中流露出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情绪（“我很遗憾，在我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涉及到某些英国商人，尤其是那些我一直希望、并有义务支持的商人”15）。
怡和洋行则曾经阻挠璞鼎查收取邮件：“摩尔号已在3天前抵达香港，但我还未拿到我们的函件。它停泊在离陆地有一段距离的海面，先将马地臣先生的包裹送上岸，他们在20号早上就收到了！真是声名狼藉的可耻做法”。如今，璞鼎查已经就赔偿问题与中国人达成协议，每一个商人都想从政府那里尽可能多地捞一笔：“就我所知，一些诚实的英国商人一想到能获得超出他们预想的利益就欣喜若狂，另外一些人则因为有300万元可分，便捏造事实，要求赔偿”。16
璞鼎查不想让这些人干扰井然有序的政府。1843年6月26日，英国政府颁布《香港宪章》，规定香港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这份文件内容贫乏，伦敦方面制订时颇为匆忙，没有与新总督进行任何磋商。按照宪章的规定，总督拥有广泛的自由决定权，他将组建一个立法局，这个机构没有任何实际权力，总督甚至可以随时解除立法局成员的职务。行政局掌握实权 仅有很少的几项权力，其成员均为英国王室官员。只有当总督提出要求时，行政局才开会讨论由总督提交的事项。如果行政局成员认为总督举止失当，惟一可行的补救办法是他们有权直接与国务大臣联系，在缺乏有效通讯手段的时代，这项权利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从建立伊始，香港就注定是个例外，詹姆斯·斯蒂芬在殖民地部不无遗憾地承认：“香港必须实行其他英国殖民地闻所未闻的做法 （香港的）法律和条例 在很多方面应服从超出其制订者意料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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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璞鼎查想方设法推脱总督的份内工作，他着手与中华帝国结算赔偿，但不是以香港殖民地总督的身份行事，他认为这个殖民地仅有几百名欧洲人，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人他都看不上眼。他尽可能不去香港，在1843年年底以前一直待在澳门的商务监督署。璞鼎查最终在香港安置下来，宣布将在特定的时间会晤求见的绅士，这个努力似乎并未带来多大的益处，直到继任者约翰·德庇时爵士上任后才着手执行宪章。璞鼎查把政府简化，只任命同样的3个人 这是最低法定人数 进入立法局和行政局。这3个人当然都属于有薪的官员，他们是参逊、威廉·坚和马儒翰。
1843年8月，马儒翰去世，他的死给璞鼎查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马儒翰处事不惊，是行政部门惟一能讲汉语的高级官员。璞鼎查素来极为倚重马儒翰，他不在香港时几乎每天都写信给马儒翰，他认为马儒翰之死“不亚于是国家的悲剧”。马儒翰去世，参逊又因病休假，璞鼎查得以随心所欲地行事，常常未经事先讨论，便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文告。璞鼎查的许多举措遭到商人们的强烈反对，商业侨民们认定璞鼎查是有意作对，但他们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