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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终完成《虎门协定》，璞鼎查爵士才把全部注意力转到其他问题上。作为全权公使，他负责英国对华外交关系，为此应向外交大臣汇报情况。作为商务监督，他的使命之一是组建领事机构，行使领事法庭的职能，因此，璞鼎查要接受殖民地大臣和陆军大臣的监督，贸易部希望他报告有关情况，王室检察官也有权对相关问题发表意见。为了获得陆军和海军的支持，璞鼎查不得不求助于印度总督，战场指挥官一方面服从这位全权公使的指令，同时也向海军部或皇家骑兵卫队报告。只有香港总督之职的隶属关系相对较为直接，属于殖民地部的管辖范围。
璞鼎查
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安排：各项职责如此随意地划分，难以发挥良好作用。更严重的是，不同职务往往要求任职者具备彼此互不相容的素质。一位殖民地总督必须耐心、机智、富有魅力；管辖领事法庭，避免与国内当局发生冲突，则要求主事者具备当机立断的素质，以及对当地习俗、语言和贸易管理的丰富知识；外交代表得有狡黠、演戏的本事，能够觉察到最轻微的潜在妥协机会，还要有无与伦比的谈判技巧。一个人很难同时具备上述诸种品质。在现场的人也无法依靠伦敦娴熟的指导来弥补缺陷，通信联络的不便意味着，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必须通过印度总督或当地的陆海军指挥官来解决。只有伦敦的政府内阁才可以向这位集全权公使、总督和商务监督于一身的璞鼎查发出指令，这些命令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方能送达（所需时间逐渐缩短，到19世纪50年代，从发出到收到命令所需的时间缩短到6个星期），因此，中央控制始终是微不足道的。1841－1846年皮尔政府执政期间，托利党的在华利益微乎其微，这种状况没有引起多大麻烦，等到巴麦尊重新掌权，就肯定会激发不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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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12月2日，璞鼎查从南京回到香港。《中国之友》以欢呼来迎接这位总督：“宏大、兴旺的事业展现在我们面前，几乎让我们有不知所措之感”。这种热情很快就消退了。两周后，远征军起航返回印度，只留下一支700人左右的卫戍部队。远征军军官大多出身于良好的家庭背景，爱好交际，他们的到来令香港社交界热闹非凡，他们离去后，社交界的吸引力大不如前。现在，香港社交界仅有数十名商人和极少数政府官员，因为军士、列兵、店主和那些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当然不能踏入这个圈子。华人不论是否体面，被认为最好是放任自流。
马地臣用贩卖鸦片的利润购买和开发了刘易斯岛，图为岛上马地臣所建城堡。
香港社会是个奇特的混合体，而且是个头重脚轻的社会。以往的广州大班大多已经离去：詹姆斯·英尼斯死了，威廉·查顿当上了代表德文郡阿什伯顿的可敬的议员（他当议员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他死于1843年）10。
兰斯洛特·颠地和马地臣很快也离开了，马地臣的那位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侄子，“一个孤僻、脾气暴躁 乖戾的家伙”11，接替了马地臣。1843年，马礼逊的儿子、能干而勤奋的马儒翰死于热病。到1844年年底，早先时代的遗老都不在了，要么死了，要么去英国当上了绅士。兰斯洛特和威尔金森兄弟备受赞誉，他们“盛情好客 坚毅正直，宽容慷慨，一贯仁慈”，他们按照雄伟的托斯卡纳风格重建了位于威斯特摩兰的祖居，还配备了各种现代化的便利设施，包括中央供暖系统和不下两间浴室，还为教区教堂修建了一座礼拜堂。马地臣干得更出色，他买下了刘易斯岛，在岛上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城堡。下述事实可以说明片贸易的利润有多丰厚：马地臣能花50多万英镑购买和开发刘易斯岛；央·地臣退休后，用773，020英镑在英弗尼斯郡买下了很大一块地皮，还在罗斯郡购买了价值30万英镑的土地。
图为央·地臣在回到英国后所建豪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