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没有自己的斯坦福德·莱佛士托马斯·斯坦福德·莱佛士（1781-1826），英帝国在远东殖民地的主要奠左右人，新加坡的创建者。 译注，没有以地名、纪念碑甚至旅馆名来纪念的毫无争议的创建人。一位本应有资格得到这种荣誉的人，查理·义律，被人们遗忘了。1836年12月，在以较低的船务总管之职来到广州两年后，义律开始负责英国与中华帝国的外交关系（薪俸比前任低得多），协助他的只有年轻的亚历山大·参逊。这并非一个值得羡慕的职位，因为不论是监督英国商人，还是与中国当局打交道，义律的职权范围都很不明确，巴麦尊也未
托马斯·斯坦福德·莱佛士，英帝国在远东殖民地的主要奠基人，新加坡的创建者。
能给予明确的指令。这位外交大臣确实猛烈斥责英尼斯的“海盗”行径，但也警告义律不要擅权。在1836年11月8日的函件24中，巴麦尊写道：“商务监督不具备开除或处罚任何人的实际权力” 尽管正是为此才颁布枢密院令设立一所法庭。商务监督必须“在实际享有的职权范围之内，十分谨慎地对在华英国商人行使权力”（1836年7月22日函25），与此同时，还必须“在你的职权范围之内，尽一切可能消除冒犯中国当局的因素”。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因为英国商人的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冒犯的主要原因”。义律试图说明当时的情况：广州“到处是 当地人绝不会听之任之的一群人”，他接着指出：“有迹象表明，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厌恶我们的同胞。年轻人尤其以最无理的侮慢和无礼对待中国人，巴麦尊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最具影响的政治家。这已成为一种风气”。
1836年，马地臣跟随查顿回到英国，他此行不单是为了委托制作律劳卑勋爵的墓碑，还想促成英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为此，他出版了一本书《英国对华贸易的现状及前景》。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充斥着谩骂，就连上帝也未能逃脱马地臣的责难：“上帝乐于指派中国人 一个以不可思议的愚蠢、贪婪、自负和顽固为特征的民族 拥有一片辽阔的富庶77之地和将近占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国人使无辜外国人遭受的“伤害和侮辱，不但可用备受折磨来形容，简直可以说是恐怖”；“自然法则受到践踏”（因为盼师夫人未获准前往广州！），在华英国商人的境遇“甚至比我们在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还悲惨”。东印度公司可耻地懦弱不振；他们的政策是：“中国人是个伟大、强大、独特的民族，他们完全随意地延续或断绝与我们的交往，因为他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受任何条约的约束；在没有任何条约的情况下，国家间的行为准则不允许我们把我们所谓的要求强加给中国人”。这项声明相当准确地反映出威灵顿公爵、巴麦尊勋爵以及几乎每一位政客和行政官员的看法，但这无关紧要，“那些 世间的巨擘 商人”将扭转整个局面，他们将“克服这种冷漠而矛盾的情绪。他们具备高尚、坚韧的进取精神，敢于面对一切危险，藐视各种困难”。
马地臣用平铺直叙的沉闷文字道出了未来的方向：“我们务必决意维护我们受到侮慢的民族荣誉，保护我们受到伤害的商业利益 谦逊的我们 丢脸地匍匐于地球上最忘恩负义、最懦弱的民族脚下。”倘若中国人没有马上应允英国的要求，可取的补救办法是获取他们的一块领土。这个地方不是澳门，尽管夺取澳门很容易，但澳门的港口条件很差，地理位置也不理想：“如果要占领一座岛屿的话，它应当位于中国中部，例如舟山。”香港仍然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颠地洋行为首的其他人没有那么好战。义律写道：“此地有 两家商行 ，他们彼此势同水火，两家的宿怨影响了他们对世间事务的看法 我惟愿能有更有势力的温和派 但这种热心绅士的人数为零。”26
尽管马地臣牢骚满腹，广州的自由贸易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东印度公司撤出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