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劳卑使团令人遗憾地铩羽而归，“律劳卑的惨败”的说法迅速传播开来。消息传回英国，人们没有表现出得知外交使团丢脸地被拒之门外后所应有的义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72是由于一次偶然的宪政事件导致了巴麦尊勋爵暂时离职，否则他一定会对这次可笑的失败狂怒不已。
皮尔两度出任首相，是现代英国保守党的创始人。
日记作者查理·格雷维尔报告说，1834年11月16日这天，“本城因梅尔本政府下台的消息震惊不已。人们对这个近在眼前的大灾难毫无思想准备”。19威廉四世历来憎恶辉格党人，以微不足道的理由，接受了梅尔本的辞呈，而且没有依照宪政惯例任命另一位来自同一政党的人，而是召集托利党的罗伯特·皮尔组阁。因此，收到律劳卑使团在华失败消息的外交大臣是威灵顿公爵而非巴麦尊。威灵顿公爵对此事的反应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模仿的：他对律劳卑之死不置一词，却乘机大肆谴责辉格党人：“很显然，强迫中国广州当局的尝试，一种奇怪的联络方式 彻底失败了 显而易见，这样一种尝试必遭失败，再度令国家蒙受耻辱”。他简要分析了巴麦尊发给商务监督的指令错在何处，并提出了修正意见：
他们（译者按：商务监督）受命前往并留驻广州港。
据称广州港位于虎门之内，国王陛下的船只被告知不要驶入该地点。
因此，商务监督被命令前往并留驻在中国当局不允许他们前往，也不允许他们留驻的地方。
关于此事及其他事项，必须改弦更张。
这位公爵用极为务实的一句话概括了未来的政策：“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人们在这一点上有广泛的共识，只有威廉国王始终“对律劳卑勋爵在广州的遭遇愤愤不平，想与中国开战。他以这种笔调致函公爵，公爵不得已回复了一封长长的答复，非常恭敬地告诉他，他是怎样的一个老傻瓜”。20
威灵顿公爵有“铁公爵”之称，在滑铁卢战役中彻底击败了拿破仑。在政治上，威灵顿极为保守。中国政府有理由对结局感到满意，也同样愿意事情就此平息。“伊莫禁”号和“安德洛马”号强行闯入虎门的行径确实应受谴责，两广总督卢坤被革职留任，革去太子少保衔，拔73去双眼花翎。不过，傲慢的夷人首领被屈辱地驱逐出境后，卢坤官复原职。北京的议事议程上还有更为急迫的问题，这些问题发生在离广州有数千英里之遥的地方，但仍影响到广州的事态。如同印度西北边境一样，中国西部边陲麻烦不断，造成动荡的原因也与印度如出一辙。那个地区不安分的穆斯林土著与汉人统治者在种族、宗教和语言上格格不入，就像帕坦人、回教徒与英国统治者的关系。道光的祖父为了确保新疆南部的和平，修筑了一系列要塞来保护一条商路，这条商路延续了以往通向塔什干、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丝绸之路，穿过帕米尔高原，直达如今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和浩罕。19世纪4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之后，英国大肆收买阿富汗土著居民，中国人出于维持边境安宁的目的，同样为浩罕可汗提供经济援助，从而稳定了边境。然而，得寸进尺的可汗先是在中国喀什噶尔煽动叛乱，之后入侵了这个地区。清朝花了5年时间才平息叛乱，1835年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可汗有权在喀什噶尔派驻一名政治代理人，在其他5个城市设立商业代表，可汗的官员在司法及治安上享有对外国居民的治外法权，可汗还享有一项有利的税制。21
这些条款类似于7年后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
律劳卑使团的结局可以说是国家的耻辱（在查顿小集团看来尤其如此），但很难想象还有比托利党政府的反应更少挑衅、更为温和的政策了。1835年4月，巴麦尊勋爵重新执掌外交部，这种政策随即成为辉格党人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