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罗宾臣的父亲也曾担任东印度公司董事，这个家族与东方的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加尔各答建立之初。
商务监督配备了一个颇为庞大的随员班子，包括一名秘书、达到一名中文秘书（译者按，我国史书称“汉文正使”）、一名随营牧师以及数名医生。随员人选大多是出于相互关照。秘书J.H.阿斯迭当时年仅27岁，其父威廉·阿斯迭担任东印度公司董事的时间长达创记录的47年。老阿斯迭起初反对政府的特许状续订方案，但最终改变了主意，因而顺理成章地得到某种回报。亚历山大·参逊是首席商务监督的侄儿，便当上了叔父的私人秘书。参逊才具一般，其父亚历山大·参逊爵士却是有权有势的著名人物，经常为儿子四处活动。亚历山大爵士历来是辉格党的坚定支持者，1832年被辉格党人推上掌玺大臣的高位。亚历山大爵士总是用小参逊有资格穿礼服之类的事情，吵得巴麦尊不得安宁，他还向威灵顿公爵提出过一些“指导驻华商务监督的指令要点”。
使团随员中任人唯亲的特征表现得最突出的，要算皇家海军上校查理·义律的任职。他被任命为负责管理船只的船务总管，这是个相对比较低的职位，薪金与助理医官相等，只是高于“高级职员”。义律夫妇此时手头拮据，只是因为这是惟一能够到手的职位，义律才勉强接受这项任命：“倘若我决意不肯以船务总管这一公认不适当的品级前往中国，我能想见他们（海军部）的不满。”10
义律本来指望谋一份美差，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先前的履历颇为漂亮，同时也由于他出身于一个权势薰天的家族，该家族在英国上流社会等级秩序中的地位比律劳卑家族还要高。在准备出航中国时，陪伴丈夫同行的克拉拉·义律一想到要屈尊于67律劳卑勋爵夫人的“广州礼节”，就大为恼火。1834年3月25日，克拉拉在给她姐姐希思洛普夫人的信中，颇为节制地诉苦说：“我不应当抱怨，你会问我为何如此气愤，那还不是因为某个庶民。”义律夫妇有太多的贵族气，不愿表现得粗俗；但他们还以善待自己而闻名。义律的堂兄明托勋爵是个忠心耿耿的辉格党贵族，他在海军大臣任上之所以出名，按照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完全是因为在海军捞得一官半职的义律家族成员所激起的强烈抗议之声”。11
后来，政府派出一支海军特遣舰队前往广州，舰队司令是义律的另一位堂兄、海军少将乔治·懿律爵士。查理的父亲休·义律是第一代明托勋爵的兄弟，曾在法国接受理性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教导，还与革命家米拉波成为朋友。休·义律在外交界的起步相当不错，但由于在那不勒斯大使任上不检点，不得不另觅有利可图的职位。义律家族是英国政坛极有势力的一个家族，图为查理·义律的伯父、第一代明托勋爵。
他先是出任西印度群岛中背风群岛的总督，后成为马德拉斯总督。12
义律夫妇是奥克兰勋爵的亲戚，这一点在日后变得颇为重要，因为1840年英国与中国的第一次战争爆发时，奥克兰勋爵正在印度总督的任上。
在家族势力的庇护下，年轻的查理获得了西印度群岛分舰队的职位，他在那里指挥纵帆船和海岸炮艇从事反奴隶制的使命，这可是每一个年轻海军军官都梦寐以求的。义律年仅27岁时就升任上校，接着又被授予“英属几内亚奴隶的保护者”的称号。在几内亚的所见所闻，使义律难以对英国海外商人产生钦佩之心，但他在伦敦赢得了广泛赞誉。1833年3月2日，霍威克勋爵（即后来的格雷伯爵，此时任殖民地部常任次官）写道：“国王陛下政府感谢他（义律）所做的远远超出其职责范围的工作 不仅仅因为他热忱而高效地克尽职守，还由于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重要情报。”13
霍威克勋爵试图劝说财政部发给义律一笔报酬，但义律的功劳和家族势力都未能使之兑现，义律夫妇出于无奈，不得不接受任何能够到手的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