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税收对中国的财政大有助益，因为少数商人承担了额外的负担，不会激怒老百姓。不难理解，这种体制“十分适合制度化的剥削”，不法官吏把提高广州商人的“规费”作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例如，1807年，倒霉的公行商人不得不交纳各种苛捐杂税，其中，127，500两白银是为肃平海盗和修复河工，为了“自鸣钟”（进口的表、钟及机械玩具）又交了200，000两白银。行商若是濒临破产，可以在“公所基金”的帮助下恢复元气。基金由行商每年缴纳一定比例的利润，从理论上说，基金是用来偿还破产债务的，但官员的勒索已经开始贪婪地吞噬基金的财产。12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
1815年6月，法军在滑铁卢战役中战败，拿破仑第二次退位，被流放至南大西洋的英属圣赫勒拿岛。绘画反映的是拿破仑在岛上口述文件。
一旦广州的洋人提出抗议，这种体制就扭曲了。英国人尤其逐步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而不是一家商业公司，因而不愿再承受多如牛毛的种种有伤体面的限制。仅仅3年前，拿破仑还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法国统治着从华沙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广大地区；如今，他在滑铁卢被打败，流放到一个偏远的大西洋岛屿，沦为一名囚徒，而且是东印度公司的囚徒，因为圣赫勒拿岛正是东印度公司众多补给站中的一个。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与中国的地位迥然不同，两地的反差越来越明显。欧洲人抵达印度后，39很快就能获得一官半职，他的举止做派与莫卧儿帝国的继承人没有什么两样，旅行时带一名仪表堂堂的侍从，身边围绕着一大群各色人等的印度仆役和助手，背后的靠山是训练有素的印度士兵，事实已反复证明这些士兵是这个次大陆最好的军队。他在自己的地盘上是无可争议的大人物，哪怕这地盘是一个正式独立的土邦。他必须说这个国家的语言，可以到东印度公司的海勒伯里学院学会这种语言。不可否认，他不得私自从事贸易，公司职员再不可能指望像以往的纳波布指在印度发财后回国的欧洲人 译注那样聚集起大笔财富，萨克雷在《名利场》中描绘的乔斯·赛特笠就是纳波布的生动写照。然而，他实际上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准，总是身处英国文明的核心，拥有诸如钢琴、淑女、台球房和流通图书馆等宜人的条件和设施。他最起码的一项享乐，是常年可用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块冰镇巴斯啤酒和苏打水。
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商馆任“书记”的年轻人，过得就远没有那么舒适了。与在印度的同胞相反，他的身份并非帝国的管理者，而是商人，而商人是中国社会中地位最低的阶层。他有大半年时间得生活在气候湿热的广州，活动范围不过是狭小的商馆，住的只是一间中等大小的单间。
1830年前后广州的一位商船船长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他们来到广州的目的只有一个：尽快发财。
除非特殊情况，他甚至不能到小小的欧洲人居留区外散步。当地老百姓对他抱有明显的敌意，虽然他与行商保持了彬彬有礼，有时甚至算得上友好的关系。澳门的假期要好过一些，但那里几乎是混血儿的天下，英国妇女非常少见，无法像在加尔各答、马德拉斯或孟买那样找到伴侣。聪明而勤奋的书记员费劲千辛万苦才能掌握足够的汉语，进而对这个国家的传统和文化产生兴趣，但很少有人愿意付诸行动。
惟一的补偿是经商挣钱；这一条路在广州仍旧是可行的，但1813年公司贸易专营权撤销之后，公司职员的发财梦越来越渺茫。公司董事会曾提出抗议，但没有任何成效，因为公司非常不得人心。一位观察家写道：“倘若有人提议削减一个或若干董事会成员名额的增订条款，肯定会在下院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13
不仅如此，广州的私商显然正在大发横财，40在品行端正的公司职员看来，这些人全都是半海盗式的无名小卒，是鸦片走私贩子，他们的举止根本谈不上“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