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着浅棕色带花点儿的呢子衣服，男式衬衫，系着领结，脚上穿着手工做的便于走路的皮鞋。她的袜子同那天一样薄得像纸，但是今天却没有把两条腿露给我看。她的头发油光漆黑，罩在一顶罗宾汉式的女帽下面。这顶帽子至少要五十美元才买得下来，但看上去无论是谁只要有一张吸墨纸用一只手就可以做一顶。
“啊，你到底起床了。”她说，对着我屋子里的摆设皱了皱鼻子。我这间屋子里摆的是：一张褪了色的红沙发、两把不配对的安乐椅、早需要送到洗衣店去的网格窗帘和一张儿童用的书桌。为了使人感到这间屋子有点儿办公的气氛，桌子上还放着几本很能唬人的杂志。“我还以为你或许是在床上工作，像马塞尔·普鲁斯特①似的。”
“谁是普鲁斯特？”我把一根纸烟衔在嘴里，盯着她问。她的脸色有些苍白，神情有些紧张；但是看去她像个在紧张的气氛下仍然能从容运用智力的人。
“一个法国作家，一个颓废派艺术家。你不会知道的。”
“算了，别提这个人了，”我说，“到我的‘寝宫’里去吧。”
她站起来说：“咱们两个人昨天谈得不太投机。也许我太没有礼貌了。”
“我们两个人都没讲礼貌。”我说。我用钥匙把通往隔壁的门打开，开着门让她走进去。我们走进我这套房子的另外一部分；这里有一张已经有了些年头的红棕色地毯，五个绿色文件箱（三个装满了加利福尼亚气象记录），一份某家公司赠送的月历，上面印着在湛蓝的地板上·滚着的加拿大五胞胎小女孩。五个女孩都穿着粉红的衣服，生着褐黄色的头发，闪闪发亮的黑色眼睛大得像特号的干梅子。此外屋子里还有三把仿胡桃木的椅子，任何一间办公室都一定会有的一张办公桌、吸墨纸、笔插、烟灰缸和一部电话机。办公桌后面自然也免不了摆着一张吱吱扭扭的转椅。
“你不太注意门面。”她在办公桌的另一面坐下说。
我走到门边塞信孔前边取出六封信、两张明信片和四件商业宣传品。我把帽子扣在电话机上，坐在椅子上。
“平克顿①也不讲究门面，”我说，“干我们这一行赚不了多少钱，如果办事诚实的话。如果装点起门面来，那就是说，你在赚钱——或者希望赚钱。”
“啊——你诚实吗？”她一边问一边打开自己的提包。她从一个法国制的珐琅烟盒里取出一根纸烟，用一只小打火机点着，把烟盒同打火机放回提包里。她没有把提包关上。
“我费尽心机想要诚实。”
“那你是怎么干起这桩不很干净的行当来的？”
“你是怎么同一个私酒贩子结婚的？”
“天哪，咱们别再吵嘴了，好不好？我今天一早上都在给你挂电话。往这里打，往你住处打。”
“关于欧文的事？”
她脸上的肌肉绷紧了。她的声音变得很温柔。“可怜的欧文，”她说，“这么说来你知道这件事了。”
“一个在地方检察官手下干事的人带我到里多去了一次。他以为我可能知道点儿什么内情。实际上他知道得比我还多。他知道欧文想同你妹妹结婚——曾经想过。”
她一言不发地喷着烟，用她那双黑眼睛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或许那倒是个好主意，”她语气平静地说，“他爱上了她。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这种事还是很少见的。”
“他在警察局里备过案。”
她耸了耸肩膀，不在意地说：“他过去没结交好人。在这个犯罪案件层出不穷的混蛋国家里警察局的档案就意味着这么一回事。”
“我不想往深里追究这件事。”
她把右手上的手套剥下来，咬着食指的第一个关节，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来找你不是为了欧文的事。你还不想告诉我，我父亲找你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吗？”
“不得到他的允许，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是关于卡门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