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赞在多位思想家的影响下成长，全面吸收了穆尼耶和勒戈的思想。值得指出的是，他接触这两位思想家时只有二十一岁。与他们一起，巴赞开始通过学习小组、书信和演讲积极投身自己的文化事业。巴赞是否将发现其他类似的良师益友，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因为他像1939年下半年的大多数法国人一样，发现自己背起行囊进入了军营。一次打击终结了他的成长年代，这次打击使他曾经努力争取的修养和希望变得无足轻重。在距离家乡拉罗谢尔不远的波尔多仙特拉伊军营，他看到自己的精神和祖国的精神濒临崩溃。这就是“奇怪的战争”，巴赞第一次遇到了令他窒息的精神苦恼。
巴赞感到绝望，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停止阅读，而且几个月前对他来说还是如此重要的思想，在仙特拉伊黑暗的坑道里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他每天遇到的面孔和军营里谈论的话题，对他来说都显得如此陌生。一天，一名年轻的新兵从他身边经过，他注意到这名新兵上衣翻领上别着基督教青年学生会奖章。平时羞怯的巴赞立即向他做自我介绍，这名新兵就是后来成为巴赞终生密友的居伊·莱热。
基督教青年学生会是公教进行会的学生军。虽然促使该组织诞生的动力同样激发过穆尼耶和勒戈，但是相对于社会活动，该组织更倾向于个人的新生和虔诚的行为。而且，基督教青年学生会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广阔的文化和宗教视野。巴赞的推测是正确的，他与莱热有许多共同爱好。
他们几乎立即创办了自己的讨论小组，并且为了扩充成员，寻求当时在波尔多的著名知识分子，如路易·拉韦尔和丹尼尔-罗普斯。巴赞尤其被丹尼尔-罗普斯吸引，因为他对当代小说技巧产生了浓厚兴趣，丹尼尔-罗普斯已经出版多部颇具影响的小说。1939年冬到1940年春，两人频繁会面。
为了消遣，莱热和巴赞手挽手地去波尔多的电影院看电影。他们对于电影的迷恋，也许仅仅是因为莱热的父母拥有一家连锁电影院，这可以让莱热免费看电影，这份恩惠还扩展到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将永远是巴赞。每当看完一场电影，两人都要花几个小时进行讨论和思考。莱热看过的电影比巴赞多得多，他试图通过对比他们看过的新电影和巴赞记得的老电影，使这位新朋友形成电影历史的意识。同时，巴赞正在试图通过温习电影理论以形成电影历史的意识，总体来说，电影理论包含的社会内涵多于美学内涵。即便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表现出反对偶像的个性，这种个性后来使他推翻了如此之多的电影偶像。他似乎总是偏爱卡尔内、克莱尔或雷诺阿的某些次要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寻找和确认他拥护的某些新思想。他很快并且由衷地重视表面看来不可救药的好莱坞产品。当时，巴赞正在经历着无法逃脱的第一波批评的冲动，莱热说，这种冲动通过任何和所有电影得到释放。通过电影，两人将“奇怪的战争”变成了他们一生中最快乐和最有创造力的时期，但是德国人的入侵结束了这个时期。
1940年4月，莱热通过了军官训练学校的军事考试，巴赞没有通过，这对朋友从此各奔东西。莱热被派往靠近前线的地方，巴赞被派往靠近西班牙边境的波城。他给莱热写信诉说自己如此远离前线的内疚感，但他也意识到，他的这种自我牺牲冲动几乎不能算作爱国热情。他说，这种想法来自个人无足轻重的集体意识。巴赞的无精打采，加上生了一场病，以及法国前线的迅速崩溃，使他处于严重的压抑状态，即使求救于他的宗教信仰也没能使他振作起来。他不得不向虔诚的教友们承认，他发现自己无法去祈祷了。6月上旬，比利时人与法国北部的难民向南部迁移，使巴赞处在绝望的情绪中，每天都有难以置信的德国人大举进军的报告。
绝望之中，巴赞求助于一位精神病医生。巴赞与这位精神病医生的会面很重要，因为这次会面的失败使他谨慎地将心理学看作通向真理与健康的一种手段。当他被告知避免阅读消极书籍的时候，他感到好笑。“这位杰出的精神病医生要求我放弃阅读所有消极的书籍（实际上包括所有的当代文学作品），如同他要求我戒烟。这位精神病医生确实是个聪明人，但他只知道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待事物。我梦想立即见到一位聪明、有教养、略通心理学的精神导师。”同时，病情的恶化和邮政服务的瘫痪，加剧了这个时期对巴赞来说最不能容忍的事情——精神孤立感。
1940年仲夏，德国人的彻底胜利使巴赞复员，将他从内疚的危机中解救了出来，因为复员使巴赞将他极端敏感的智力从内心生活转向在巴黎与维希如此安心地建立的新政体。在给莱热的信中，巴赞描述了法国残存的文化机构的欺骗性与明显的伪善性。他的愤怒主要针对新闻界与神职人员，两者都在制造“妥协”。同时，他还深入分析这种状况，甚至他将这些人看作真正的敌人，也就是浮夸的民主和贪婪的资本主义的无助的爪牙，这个真正的敌人不仅导致国家衰退并导致其迅速战败，而且如今又乞求在新政体中获得一席地位。巴赞在拉罗谢尔待了大约两周后，就建立了另一个精神小组，这次是与新教牧师和革命者阿贝·巴尔博合作。他们试图合作招募其他人，以解决降临在国家的并以令人厌恶与毫不费力的方式接受的政治、哲学和道德灾难。
那年夏天，大批知识分子撤离巴黎，《精神》杂志编辑、戏剧评论家皮埃尔-埃梅·图夏尔撤退到了拉罗谢尔附近的一个半岛，巴赞他们的小团体得到巩固。巴赞经常骑自行车去拜访这位撤退者。图夏尔回忆说，当他们用镰刀去割茂盛的青草喂他的兔子时，他们的谈话自然而然地从政治转向自然与文学。图夏尔认为巴赞应该开始创作小说，因为巴赞的描述能力如此之强，对叙事理论的理解能力如此细腻。但是，巴赞知道自己缺乏编故事的天赋。他想做的是，完善自己在理解与表达艺术和文化复杂性方面的能力。这意味着，他将自学比在圣克鲁学到的更多的哲学知识。图夏尔对令巴赞自命不凡的词汇量感到恼火，巴赞坚持使用在词源学上意义精确的术语，仿佛在为某项任务而训练自己。
11月上旬，巴赞回到圣克鲁师范学校，恢复中断的正式学习。德国人已经开始解雇教授。接着，11月9日发生了一场“神秘”大火，烧毁了圣克鲁的大半个图书馆。由于这些事件，巴赞被迫住到一所中学，他的分分秒秒都被控制，除了宵禁时间。驻扎在圣克鲁的德国军人接管了咖啡厅、聚会场所与大部分学生公寓。他们还没收了巴赞的笔记和书本。最糟糕的是，在官方和非官方的压力下，他们不可能让勒戈小组和精神小组重新恢复活动。
巴赞总觉得法国公众教育体制无能，这次占领只会增加他的愤怒。他将法国教育看作奖赏盲从于官僚作风和“惯例”的浪费而虚弱的机构。他指责说，那些在圣克鲁获得成功以及成为主力教师与政策制定者的人是候选人中最僵化的，他们从来没有向自己的上级提过任何问题，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在体制中获得成功”。德国人在这个体制中所作的改变，使巴赞向来怀疑的这个体制的核心的腐败制度化了。巴赞频繁离开圣克鲁，到他能在巴黎找到的任何边缘群体避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