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这两个人都死了。”布里兹说，“谁把谁开枪打死了有什么关系？”
“你就没有想想卡塞蒂秘书的家人吗？”我问，“他可能有母亲，或者有妹妹，或者有妻子，也许三者都有。他们都有自尊心，都有信仰，都对死者有很深的感情。可是现在这个叫人杀害了的人却变成酗酒的精神病人了，只因为他的雇主的父亲是个大富翁。你想过这些吗？”
布里兹慢吞吞地拿起酒杯，把酒一口一口慢慢喝光，再慢慢把杯子底朝上地扣在矮几的玻璃面上。斯潘格勒身体僵直地坐在椅子上，瞪着眼，嘴唇半启，仿佛在微笑，可是那笑容已经僵在脸上了。
布里兹说：“把你的要点说清楚。”
我说：“除非你们当警察的不出卖灵魂，你们就收买不了我的灵魂。除非你们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信赖，永远寻求真实，把每个细节都清清楚楚地调查清楚——除非你们能做到这一点，我就不会违背我的良心行事。我需要尽一切力量保护我的雇主。我需要得到保证，你们不会伤害他，正像你们不叫事实真相受到歪曲似的。要是不这样，你们就把我拖到哪个能叫我开口讲话的人那儿去吧！”
布里兹说：“听你说的这些话，你倒像挺有良心的。”
“让良心见鬼吧。”我说，“咱们还是再喝一杯吧。喝过酒以后你们可以同我谈谈那个给我打电话的姑娘是怎么回事。”
布里兹笑了笑：“那个女的住在菲利普斯隔壁。有一天晚上她听见一个男人跟菲利普斯在门口说话。这个女人白天在什么地方当引座员。我们想她可能听到过你说话的声音。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呢。”
“她听到了什么样的声音？”
“很粗野。她说她不喜欢这个声音。”
“所以你们才想到我了，是不是？”我说。
我拿起三只空酒杯，走进厨房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