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跟你打听管理这幢楼房的人。”我和气地说。
“一年前他把眼镜摔坏了。”老头儿说，“我差点儿笑出声来。真把我乐坏了。”
“是吗？我现在到哪儿才找得到他？”
这次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看了我一会儿。
“啊，你是问管楼的头头儿啊！他回家了。他不回家上哪儿去？”
“可不是。多半回家了。也许看电影去了，可是他家住什么地方？他叫什么名字？”
“你找他有事儿？”
“有点儿事。”我的手在裤袋里攥得紧紧的，竭力控制自己不对他大喊大叫。“我要跟他打听这座楼的一个租户家在什么地方。这个人家里的地址在电话簿上查不着。我是说这个人不在办公间的时候住在哪儿。家在哪儿。”我把手从裤子口袋里拿出来，在空中比划着，慢慢地写了“家”这个字。”
老头儿说：“哪位租户？”这次他回答得直截了当，把我吓了一跳。
“莫宁斯塔尔先生。”
“他没回家。还在办公间。”
“你敢肯定吗？”
“当然肯定。我一般不太注意谁进谁出。可是这个人跟我一样是个老头儿，所以我有印象。他还没有下楼。”
我走进电梯，告诉他我上八楼。
他费了半天劲儿才把门关好，老电梯吱吱呀呀地升上去。他不再看我了。电梯停了以后，我走出去，他既没跟我说话也没看我。他还是弯腰躬背地坐在垫着粗麻布垫子的木凳上。就是在我转过楼道转角的时候，他的身子也没动。他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过道里只有尽头两扇玻璃门里面亮着灯。我在莫宁斯塔尔的办公间门外站住，点着一支烟。我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屋子里没有任何动静。我推开那扇写着“请进”两个字的玻璃门，走进那间摆着打字机的小办公间。通往里间屋子的木头门开着一个缝。我走到门前敲了两下，叫了声“莫宁斯塔尔先生”。
没有人回答，寂静无声，连呼吸声也听不到。我觉得我后脖颈子上的汗毛开始竖起来了。我绕过木头门，探头往里一看。天花板上的顶灯正亮堂堂地照着天平的玻璃罩，照着皮面写字台四周一圈打蜡的木框，照着整个硬木写字台，照着一只方头黑皮鞋和露在皮鞋上面的棉纱袜子。
但是这只鞋摆在地板上的角度不对头——鞋尖向上翘着，指着天花板的一角，腿的上半截搁在大保险柜的侧面。我迈步走进屋子，像是走在污泥里。
他的身体蜷曲着，仰面朝天躺着。孤孤零零，一口活气儿也没有了。
保险柜的铁门开着，一串钥匙挂在第二道锁的锁孔上。一只金属抽屉à开一半，抽屉里没有什么东西。那里面原来可能装着钱。
屋子里其他家具、摆设好像都没变样。
老人的衣服口袋被掏到外面。我没有动他，只是弯下腰，用一只手的手背在他的紫红色的面颊上贴了贴，好像在摸一只青蛙的肚皮。他的前额上有一个伤口，血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这次我没有闻到火药味。从他皮肤的颜色看，他是因为心脏停止跳动死去的，可能出于震骇、恐惧。但即使由于心脏停跳猝死，这仍然是一桩谋杀案。
我让灯继续亮着，擦干净我在门把手上留下的指痕，走了出去。我从防火门走到下面六楼。我一边走一边毫无意识地读着过道里玻璃门上标着的姓名：蒂格尔，牙科实验室；L.普利德威尼，会计师；达尔顿与李斯，打字服务；布à斯柯维茨博士，博士的姓名下面有一行小字：按摩医师。
电梯慢腾腾地爬上来，开电梯的老人没有看我。他的脸同我的脑子一样，一片迷茫。
我从街角的急救站打了个报警电话，我没有告诉对方我的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