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惊奇地看着他。“是邦克山的庭院街吗？”
他点了点头，脸唰地一下红了。“住处不太理想。”他连忙解释说，“最近一段日子我的运气一直不好，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我为什么介意？”
我站在那里，伸出一只手。他摇了摇我的手，把它放下。我把手伸进裤袋，在手帕上擦了擦掌心。我这时站得离他很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上嘴唇上冒着汗珠，鼻翅两旁也是汗津津的。屋子里没有那么热。
我开始往外走，但是又转回身靠近他的耳边说：“我遇见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哄?我的。我只不过想再落实一下：那个女人是不是个金黄头发的高个子，眼光无忧无虑的？”
“我不能管她的眼神叫无忧无虑。”他说。
我继续靠近他的脸说：“这件事也就是我跟你说，你说他们打离婚是不是为了遮人耳目，实际上另外还有点儿事。你说是不是？”
“你说得对。”他轻声说，“另外还有一点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头的事。给你这个。”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件什么东西放在我的手掌里。一把房门钥匙。
“如果碰巧我不在家，你就用不着在大厅里等了。我有两把钥匙。你想什么时候来？”
“大概四点半钟吧，从现在的情况看。你肯定愿意把钥匙交给我吗？”
“为什么不？咱们俩不是坐在一条船上么？”他说，天真地仰望着我。或者说，在黑眼镜后面，尽量摆出一副天真的神情。
快走出休息大厅之前，我又回头望了望。他仍然极其平静地坐在那里。嘴里叼着已经抽了一半的纸烟，帽檐上的一条棕黄色的帽箍显得特别惹眼。从远处看，这人活像登在《周六晚报》封底的香烟广告。
我同他已经上了一条船了，因此我不能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了。真是好极了。我可以拿着他公寓房的门钥匙，可以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他屋里走出走进。我可以穿他的拖鞋，喝他的酒，还可以把他屋子里的地毯揭开，数一下他那些藏在下面的千元大钞。我们不是坐上一条船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