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去了那唯一的一间越南餐馆端盘子，与佳琪所在的那间中国餐馆相距不足两百米。她们的薪水相当，加上小费，每天四十美金左右。一周三天，一天九小时。这样一来，除了上课和偶尔的预习复习之外，她们就只剩下端盘子的时间了。我去唐人街时，会去看看她们，不过我从来不会在她们那里吃饭，因为我无法接受自己坐着吃，而她们站着看，吃完了还给她们撂下几块钱的小费。
我真心关心安娜，“你经济上是不是有困难？”安娜笑得坦荡荡，“我还应付得了。”看来，安娜妈妈的无辜丧生，也并不足以让生者长久的宽裕。
我致电我爸，“谢谢您和我妈。”我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只好详尽阐明：“谢谢您和我妈让我不愁吃不愁穿。”是他们凭借奋斗，给了我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让我双手的皮肤在二十三年中始终细滑。我那蛀虫的罪恶感，只有在我向教授交上一沓沓的统计数据时，才会稍稍淡薄。徐恩安慰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是劳动。”我不依不饶，“那为什么我还是自认为是黄青虫？”
“那要不，以后你负责做饭？”徐恩提出可行性方案。
“不做。”青虫就青虫吧，我认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