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以来的理学传统,南宋时代也一脉相承。理学到南宋时代才由朱熹集大成,这便是所谓的“朱子学”,对日本的影响也既大且深,如果就官学而论,其余的学问甚至被视为异端。朱子学最重“大义名分”,其次是“尊王攘夷”。宋朝深受契丹之辽、女真之金以及蒙古之元的侵扰,对“夷”――异民族――的厌恶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朱子学“尊王道,贱霸道”的观念也非常强烈。打起仗来强或弱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能否实行王道,国家的所作所为是否合乎道义。说得极端一些,行王道政治的结果,就算在武力上落败而导致国家灭亡,也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仗打得再好,领土扩张得再大,却没有行王道,这样的国家便应该受鄙视。
在这样的时代中,丁大全这个人却将理学所崇尚的道义践踏得不成模样。其实,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人或许可以说勇气十足。说得简单一点,丁大全是个发迹主义者。为了个人的发迹,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理宗皇帝这时候正宠爱一位名叫阎贵妃的女性,丁大全成功地巴结这位贵妃。这是他发迹的开端。进士及第――由这一点来看,丁大全的学问应该很不错。但他发迹的方法,在理学之徒的眼里是无法容忍的事情。
“那个家伙实在不像样!”
“那种人还能算是士大夫吗?”
“以那样的人物为宰相,是国家的奇耻大辱!”
“皇上任那样的人专横,实在也不对……”
责难之声与日俱增。而丁大全对这一切却泰然处之。只要手中握有权势就可以为所欲为――他持的是这样的骄傲心态。这是每一个就权力宝座的人自然会有的态度。
一个名叫陈宜中的太学学生,列举丁大全的奸恶事实,提出弹劾案。丁大全则以威权与之对抗。陈宜中的上书是由以他为首的六个人联名的。
“这几个人结群成党,企图陷害身居枢要之位的人,以图自己晋升。这样的风气一旦兴起,对国家而言乃不祥之事。这班人应予严罚。”丁大全对理宗如此进言。
“是吗?……好,关于处罚事宜,任卿裁决吧!”理宗回答。实际上,在丁大全进言之前,阎贵妃已对理宗说了不少学生们的坏话。上书的六名学生不但被开除学籍,并且遭流刑处分。在他们出发前往流刑之地时,国子祭酒司业(大学教授)们衣冠束带为他们送行。
虽然这六个人被处流刑,但他们绝不是罪人――国子祭酒司业们以送行时的礼服表达这一点。这样的行为,彻底表现理学之徒的风骨。丁大全为之暴怒,在学校竖立起刻有如下几个字的石碑:
诸生勿妄自议论国政。――实际上,这也是理学式的作风。
不过,一般大众却站在受迫害的这一边。不久后,丁大全家庭传出丑闻。人们传说,他染指甚为貌美的儿媳妇。
被处流刑的六名学生的人气日益高涨,世人称他们为“六君子”。
宋代不分南北,学生一向有大谈国政的风气。北宋末期,就是因为学生强烈主张强硬对金,政府因而不敢以低姿态与金周旋。这成了北宋灭亡的原因。丁大全之所以弹压学生,或许是在这个想法之下做的决定。
“今后还得与蒙古进行诸多外交折冲。在这种态势之下,千万不可因学生们硬直的书生论而出现误国之事。”纵使受批评也非得压制学生的言论不可――这是丁大全的想法。
丁大全的前任史嵩之,就是因为受到学生的反对而被解除宰相之职的,理由却是出奇的简单。“史嵩之丧父而服丧期间未毕。辅佐天子者,必须以孝治天下,史嵩之无此资格。”这是黄恺伯等一百四十名太学生联名的上书,尽管理宗对史嵩之甚为倚重,却不得不将他解职。
此外,还有都知事以杖刑处罚行恶事的学生,结果,学生们以“岂可污辱读圣人之书的学生”为理由而骚动起来,都知事也被迫辞职。
考虑这些过去发生的事,丁大全对学生的制压手段,应该说是必要的措施才对。尽管如此,名声扫地的丁大全还是在开庆元年(1259年)被左迁至判镇江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