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的暗潮(2)

继位者未定,在封建时代是引起政治甚至社会不安的一大原因。由于仁宗直到中年都未有嗣子,因而有人建言从皇族中觅一养子,作为皇嗣。不过,要做如此进言,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这等于向皇帝宣布“你已不可能生孩子”。

在无人敢做的情形下,毅然担负起这项差事的不是别人,正是司马光。

最后选定的是仁宗之堂兄濮王赵允让的儿子宗实。赵允让有许多儿子,宗实是其中的第十三子。宗实在年纪尚幼时就被接入宫中,被仁宗当作养子抚养。但在仁宗万一生子这个考虑之下,他没有正式被立为皇子。直到仁宗去世的前年,宗实才被立为皇子,并且改名为曙。

英宗即位有这么一段来历,他不是仁宗的亲生子。英宗的生父濮王已经去世,而众臣却对甫行即位的英宗提出“请准许廷臣捐赠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的请求。

正因为不是先帝的亲生子,所以更加需要尽孝道,以避免闲话。

先帝堂兄的儿子――与英宗有同样血亲关系的皇族,有数十名,不,甚至上百名之多。光是英宗的兄弟就有十名以上。正因为如此,英宗在处事上非格外慎重不可。倘若让廷臣负担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皇族对他猛烈攻击是想象得到的。

英宗是喜欢读书、个性温厚的皇帝。

这也难怪,他是养子皇帝嘛!――英宗个性内敛,甚至引起了口无遮拦的国都居民如此低语批评。

这样的他,在听到众臣欲捐赠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之议,自然要动色了。

英宗甫即位,宫廷内就发生被称为“濮议”的对立意见。这不是政策上的对立,而是单纯因称号问题而起的意见对立。一些史家甚至认为,宋后来因党派抗争而摇摆不定,危及国基的开端,完全在于“濮议”。

然则,“濮议”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国人称去世的父亲为“考”,去世的母亲为“妣”,“考”、“妣”二字有对称关系,而一般在文章中提及亡父时要写成“先考”。英宗生父濮王已经去世,而去世牌位是否应以“皇考”书写,成为一大问题。

“皇考”当然是指皇帝的父亲而言。

一些人的意见是:既然是皇帝的父亲,因此,英宗祀奉的生父濮王之牌位,应以“皇考”书写才对,这一派人士的代表为编纂《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欧阳修。

与此相反,另一派人的意见是:“皇考”的字义包含“身为皇帝之父亲”的意思在内,因此,对非为皇帝的濮王使用此一称号确实有问题,使用“皇伯”之称号应较为妥当。这一派人士的代表是司马光。

这一派人士的看法是:被仁宗收为养子而成为皇嗣的英宗,从那个时候起,与生父濮王的父子关系便已断绝。英宗是在与濮王之间的父子关系解消后,才得以以仁宗之子的身份就皇位的。

以道理来说,两者中的“皇伯”说应较具说服力。但英宗也希望以皇考称呼生父濮王,这是人之常情。议论沸腾中夹杂着感情因素,廷臣因而产生截然对立的派阀。

为解决这个问题,最后由皇太后提出的妥协性提案终被采用:皇考只对先帝仁宗使用;但以皇伯称呼当今皇帝之生父濮王,未免有所隔阂,因而使用“亲”字。这个问题因使用从未有过的新名词,总算获得解决。

然而,两派人士间依然存有疙瘩,却是难免的。

为奉承当今陛下,同意未曾就帝位之人使用与皇帝同样的称号,这是违背君臣礼仪的不伦之举!――皇伯派人士以此责难皇考派。

皇考派人士则以此论调驳斥对方:只知墨守成规,而不于人情机微有所思虑。以后怎么能推动合情合理的政治呢?

问题尽管获得解决,对立状态却依旧存在。

在称号问题之后,接着面临的是政策问题。

仁宗之治世,因取其元号中之一字而号称“庆历之治”,被视为宋的黄金时代。但在黄金时代已有阴翳存在:由于对辽岁币的增加以及对西夏新岁币的赠与等,岁出已愈来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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