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外国人造成最深印象的是，上述各种灾祸降临时，中国人所表现的忍耐力。不幸的是，这些灾祸在帝国的所有地区都可以见到。外国人最熟悉的那几个省份，几乎从来也没有完全摆脱水灾、旱灾及由此带来的饥馑一类灾祸。1877—1878年令人恐惧的大饥荒，使无数人民遭受其苦，其惨象在目睹者记忆中长久难以消退。黄河洪水泛滥，突然改道，给广大地区造成的灾害是无法计算、难以想象的。几个不同省份最好的地区被毁坏了，肥沃的土地深深地埋上闪亮的沙砾，一片荒芜。成千的村庄被冲毁了，从洪水中死里逃生的难民们在大地上四处流浪，无家可归，失去希望。大群的人们突然家破人亡，被迫无视政府的统治，铤而走险，这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自我求生是自然界的首要规律，这些人毫无预防地陷入饥饿之中，求生不是再自然不过的吗?难道不应该联合起来强迫那些有粮食的人，给这些无食者饭吃吗?
在一些大城市，确实按一定方式施予了救济，那里的穷苦人最为集中，但是救济量是有限的，时间很短，在灾害最重的地区也不提供任何药品。对于遭受重灾的人们今后的生活，政府虽然能尽一些力，然而非常微小。对于土地的重垦，房屋的重建，新环境下的重新生活，政府是毫无作为，人民的全部希望是豁免赋税，但是经常不予豁免，以至地方官员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从无有处得到的，只能是无有。对于一个来自西方的外国人来说，“没有面包，就要流血”的革命口号是很熟悉的，但是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无家可归的群氓，饥饿绝望的难民，在被洪水和饥荒摧毁的省份里到处流浪，却不团结起来，向已经荒废的家乡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这些地方官确实无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总能勉强做一些事情，这样也算造成一个先例。如果地方官不能“安抚”百姓，他就该撤职，调任其他官员。然而反复地执拗地询问中国人在大荒年不实施这些计划的理由，始终不变的回答就是这个词：“不敢。”在解答这种看法时，争论是徒劳的：一个人与其饿死，还不如在纵令不义的叛乱中被杀为好———不仅好，而且好得多。回答仍然是同一个词：“不敢，不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