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护士、医师都会共同保障这一康复所必需的环境。如果康复实属无望，则更会使病人处于条件所允许的最大程度的安宁中。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对比，在对待病人的态度上最为突出。得病的消息一传出去，便意味着病人要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侵扰，其人数之众与病情严重程度成正比。谁也想不到安静，而且说来奇怪，似乎没有人需要安静。对客人的迎来送往，招待，唯恐死亡降临的哭号声以及僧侣、尼姑、驱鬼闹神等等，混乱不堪，而在这种情形下，多数的欧洲人竟会认为死亡是最好的解脱了。倘若一位尊贵的法国夫人告诉探视者“病人膏肓，务请宽宥”，西方人便会不禁而生同情之心。在中国，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请求，既没有，也不会被接受。
在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人们的忧患是在所难免的。中国人不仅同其它民族一样罹受苦难，而且程度尤甚。在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下，每个地区都有相当比例的人濒临衰亡的边缘。雨水稍减，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要饿死；雨水稍长，则意味着他们的家园被洪水毁掉，而没有什么办法解救。人人难免官司的纠缠而且一旦吃了官司，即使是完全无辜的，也要被弄得倾家荡产。许多这样的灾难，不仅是看在眼里，而且它不断的悄然降临是可以察觉得到的，就像铁制尸衣的逐渐收缩。对于我们来说，最恐怖的是预料一场不能预防的灾难顷刻将至，带来可怕的后果。中国人面对这种事情，恐怕是因为它不可避免而“眼睁睁地忍受”，这一点是这个民族最引人注意的现象之一。那些亲眼目睹过饥荒年代百万群众默默饿死的人，能够理解这里的意思。要充分理解，就必亲新眼目睹，但是无论在什么程度上，西方人是难以理解这一点的，就像中国人难以完全理解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的自由一样。
无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去看，对我们来说，中国人或多或少而且势必继续是一个谜。队非我们心中深信这些人与我们相比是“麻木不仁”的，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他们。我们不想盲目猜测，这意味深长的话对这一民族未来的影响与我们民族有什么关系---这一影响将随着岁月推移而愈显巨大。起码在一般程度上，我们业已相信适者生存这条定律。在这二十世纪的纷争中，谁最适于生存是“神经质”的欧洲人，还是不知疲倦、无所不往而又冷漠迟钝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