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礼拜没什么事，我只是出门办了一些不太能算业务的业务。有一天早上卡恩机构的乔治·彼得斯打电话给我，说他恰好有事走过 塞普尔维达峡谷那条路，好奇地去看了韦林杰医生的疗养所，可是韦林杰医生已经不在了。五六队土地测量员正在绘图打算分割土地。跟他交谈的人连听都没听过韦林杰医生的名字。
“因为一张财产信托证书，可怜的傻瓜被迫停业。”彼得斯说，“我查过了。他们给他一张千元大钞买下放弃权利的证书，以求省时省钱，现在有人把那块地分割成建筑用地，可以净赚百万。这就是犯罪和生意的差别。生意必须有资金。有时候我觉得那是唯一的差别。”
我说：“好一段愤世嫉俗的说辞。不过热门犯罪也要资金。”
“资金哪里来，老兄？总不会来自抢劫酒铺的强盗吧。再见。改天见。”
某个星期四晚上十一点差十分，韦德打电话给我。他的嗓子浑浊不清，几乎咯咯作响，但我还听得出是谁。电话中可以听见急促的、用力呼吸的声音。
“马洛，我情况很糟。我顶不住了。你能不能赶快过来？”
“好——不过先让我跟韦德太太谈谈。”
他没搭腔。电话中传来撞击声，然后一片死寂，过了一会儿又有撞击的砰砰声。我对着电话吼了会儿，没人答话。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最后话筒咔啦一声放回原位，就变成断线后的嗡嗡声。
我五分钟后上路，半小时多一点儿就到了，我至今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我飞驰过隘口，朝着光亮的方向开上文图拉大道，左转，在大卡车中东躲西闪，出尽洋相。我以近六十英里的时速穿过恩西诺，用聚光灯照着停靠的车辆外缘，免得有人突然走出来。我运气不错，只有不在乎的状况下才能如此幸运。没有警察，没有警笛，没有红色闪光灯。一路我只想着韦德家可能发生的情况，料想不会太愉快。她跟一个酒醉的狂人单独在家；她脖子断了躺在楼梯下；她锁在房间里，有人在外面狂号想破门而入；她赤脚跑过月光下的路面，一个手持屠刀的黑人大汉正在追她??
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开进他家车道，屋里屋外灯火通明，她站在敞开的门口，嘴里含着一根烟。我下了车，踏着石板地走向她。她穿着宽松的长裤和敞领衬衫，冷静地望着我。如果有任何兴奋的迹象，也是我带去的。
我说了一句傻话，后来的举动也傻乎乎的。“我以为你不抽烟。”
“什么？不，我通常不抽。”她取出嘴里的烟，看一眼，然后扔掉弄灭。“很久才抽一次。他打过电话给韦林杰医生。”
声音悠远平静，好像隔着水面传来。非常非常地轻松。
“不是。”我说，“ 韦林杰医生不住在那儿了。他是打给我的。”
“噢，真的？我听见他打电话请对方赶快来。我以为一定是韦林杰医生。”
“他现在在哪儿？”
“他跌倒了。”她说，“一定是椅子后仰得太厉害了。以前也发生过。脑袋撞到东西。流了一点儿血，不多。”
“噢，那就好。”我说，“不会流太多血的。我问你，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一脸严肃地望着我，然后伸手一指，说：“在那边某一个地方。路边或者围墙边的灌木丛里。”
我倾身看她。“老天啊，你都没有看啊？”这时候我断定她是吓呆了，就回头看看草坪。什么都没看见，但围墙边有浓浓的黑影。
“不，我没看。”她相当平静地说，“你去找他。受得了的我都忍受了。我已经受不了啦。你去找他。”
她转身走回屋内，门还开着；没走多远，到门内一码左右的地方她突然瘫倒在地，躺在那儿。屋里的浅色长酒几两侧各有一张大沙发，我把她扶起来，平放在其中一张上面，摸摸她的脉搏，好像不太弱，也没有不稳的迹象。她双眸紧闭，嘴唇发青。我把她留在那儿，又走回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