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燥热飞尘、天天在街头上演的生老病死,为我晓示生命的本质。我也去过恒河畔,看到骨灰撒入河中,焚烧一半的残尸逐波而下,下游的印度信徒面不改色地掬起“圣水”,仰头吞下。生死有界,流水无痕。我惊悸而感动。
不知不觉,去了九次印度。印度安顿了我。毛躁起来时,闭眼想起圣牛踱步的火车站月台、流水悠悠的恒河,心就静定一点。我开始觉得云门的工作不是磨难。得失心淡了以后,作品慢慢成熟。
一次次的出走,孤独的背包旅行,让我看到许多山川和脸孔,见识到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背后共通的人性。旅行为我打开一扇扇门。回了家,我阅读,追寻曾经碰触过的文化,关心去过的国家,远地的战争仿佛也与我有关。更重要的是:离开台湾,隔了时空的距离,台湾,还有在台湾的自己,变得特别地清明,因而逐渐培养出对付自己的能力。
台湾解严二十多年,但是,我们仍然容易陷入岛屿的自闭,陷入消费主义的迷障。我怀念六七十年代年轻人没有特定目的的贫穷旅行。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出走。
二○○四年,我把“行政院文化奖”的六十万奖金捐出来,成立“云门流浪者计划”,承蒙许多朋友,特别是施振荣先生和他的夫人叶紫华女士,以及吴清友先生、严长寿先生热心支持,使这个计划可以持续进行。五年间,四十一位年轻朋友在“流浪者”的奖助下到亚洲各国学习,去奉献,去挑战自己,或者,只是去放空。
台湾受了太多西方影响,对于近邻的亚洲文化缺乏认识,我们希望年轻朋友去纽约、巴黎之前,先到亚洲看看。我们要求“流浪者”单独旅行:一个人走才能增加与当地人互动,确保和自己对话的机会。我们也期待旅行的时间不低于两个月:希望他们可以完成紧张、兴奋、疲累、挫折与重建的几个阶段才回家。
常有人问,对“流浪者”有什么期待。我们祝福他们带着新的视野,以及对自己的新观点,重返台湾的生活。如此而已。
然而,事情的发展让人喜出望外:
第一届的谢旺霖书写铁骑西藏高原的《转山》成为二○○八年诚品中文书籍排行榜第二名的畅销书;简体版在大陆“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