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都在避免因过早退出而再犯错误。众多研究确认，过早退出导致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出现多次探底，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当局也存在类似失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断告诫说，主要经济体提早撤除可能激化全球经济中的弱点，扼杀刚刚展开的复苏。
关于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争议其实并不多。从维护财政平衡的角度主张退出财政刺激方案，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联合国的模型显示，这可能令全球经济再一次陷入衰退，致使公共债务进一步增加。中国的财政状况相对稳健，4万亿投资项目将全面展开，财政扩张步伐并未停止。
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各主要中央银行也还找不到明确的紧缩理由。因为实体经济仍处于潜在产出水平之下，而货币政策最为关心的通胀，尚不构成重大威胁。相对温和的物价环境支持货币政策退出极度宽松的状态，但适度宽松仍然是必要的。新增信贷应该从2009年的高峰回落，但仍将维持在历史较高的水平上。信贷增长惯性使得信贷急刹车的可行性不大。
在政策保持连续性和全球整体复苏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势头良好。总体而言，“救火式”宏观调控的压力会有所减轻。在政策刺激之后，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通货膨胀，尤其是资产价格膨胀。宏观经济以及企业盈利的持续发展将构成基本面支撑；货币金融环境的相对宽松将构成流动性支撑；而全球范围内的通胀预期和中国的预期或将成为故事性支撑。阿克洛夫和希勒在新著《动物精神》中，把故事列为推动市场出现非理性繁荣的第五要素。
资产价格已经出现相当幅度的反弹，但这还不足以排除继续走高的可能性。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宏观管理的主要矛盾已从一般通胀让位于资产泡沫。伯南克曾以看淡资产价格在宏观政策中的地位著名，甚至凭此观点入主美联储。但在楼市和信贷暴跌出现之后，伯南克终于开始认为金融泡沫或许是这10年来货币政策遇到的最难解决的问题。
推动金融深化或将是抑制泡沫化的有效选择。作为一个崛起中的新兴经济大国，中国资产价格走高的风险可能更大。同时，我们也拥有成熟经济体不具备的优势，就是通过金融深化改善有效供给来抑制资产价格泡沫。
金融深度不足是资产价格走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众所周知，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滞后于实体经济，加之中国又是一个高储蓄国家，相对企业融资需求和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言，金融部门的有效供给显得相对不足。金融机构和融资渠道的发展受到较为明显的抑制。严重失衡的供求关系造成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扬。加强管制当然是抑制资产部门膨胀的手段之一，这看上去也是西方国家管理泡沫的最新动向。但就中国国情来看，更为可选的策略是更大幅度地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以满足社会公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需求和企业融资的需求。推进金融深化并不违背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显示，传统的金融业务和场内金融市场并不是金融泡沫的主要滋生场所，中国在两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金融深化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中国有一个迷，就是金融发展滞后，但经济增长很好。这是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相联系的。中国是以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不需要太强的市场配置金融的功能。这可能会进一步形成一个概念，那就是没有发达的金融部门，经济也能发展得很好。此前也有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并不是金融越发达，经济增长就越好。实际上，1987年以来，中国信贷规模/国内生产总值与经济增长率是负相关系。这与一般金融发展的理论相左。
然而，这反映的只是表现。当我们把国有企业贷款的部分扣除以后，金融发展指标就会显示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结构向服务型转变的进程中，金融深化将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政府手段配置金融资源显得越来越不灵活，很难辨别投资机会和未来收益。
宏观政策应该考虑包括资产价格在内的各种价格。从这个角度说，货币环境应该进行更灵活的调整，这些调整力度应该超过管理一般通胀预期的需要。当资产越来越多地在金融部门流动，这时虽然实体经济没有出现明显过热，但如果资产价格出现上涨，显然也是流动性过剩的结果。
此外，对金融机构经营稳健性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鉴于调整利率会影响到国民经济各部门，传统的货币政策还缺乏针对性。为防范可能出现的资产价格泡沫，并减轻其破灭所带来的冲击，可以更多地利用监督和监管来限制过度冒险，并确保未来资产价格泡沫一旦破裂，金融体系能够复原。
在从危机走向复苏的进程中，保增长的压力已经不大。鉴于通胀形势还不严峻，政策着力点显然应该更多地放在结构调整上。在笔者看来，金融深化应该成为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这一点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