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德两国的汇率史显示，货币升值本身并不一定会造成资产价格膨胀并致使经济长期踌躇不前。一个猜想是，与本币升值相伴随的货币政策区别可能是两国升值结果迥异的重要原因。为了继续维持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日元在升值的同时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具体而言，日本银行希望利用低利率来维持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以抵消日元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同期石油价格下降，国内一般物价水平在升值期间基本保持稳定。基于这个判断，1985年“广场协议”到1989年的5年时间，日本银行将官方利率降低到％的低水平，并容忍持续超过10％的货币增长速度，结果导致大量流动性资本不断流入到金融机构和企业中。一般物价水平没有出现明显上升，这并不意味着货币就真的“消失”了，实际上流动性资本的大量增加最终转为资产价格的上涨。日元升值期间，金融缓和政策是资产价格膨胀的主要推手。
与此相对应的是，德国把马克升值放在一个适度偏紧的货币环境中进行，资产价格膨胀从而得到抑制。事实表明，偏紧的货币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向更高的均衡发展路径过渡。
在这方面，中国应该有所警示。2005年“汇改”以来，中国的货币当局已经在回收流动性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直到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急剧升级以前，宏观经济一直受到流动性过剩的拖累。与日本当年的情况类似，尽管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速一直控制在二位数以内，但股价、房价却出现了幅度惊人的上涨。这种状况的货币政策背景与日本不无相似，即实际利率很低，甚至仍为负，信贷规模增加迅速，货币供应保持着相当宽松的环境。鉴于上述经验，货币政策很有必要进一步向德国模式靠拢。
其次，在货币政策从总量上控制流动性的同时，财政政策应在引导流动性合理分布上起到更大的作用。结构性物价上涨尤其是资产价格高涨是流动性过度向局部领域倾斜的结果。在2005年以来资产部门急剧扩张的过程中，公众追求财富的“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但对我国传统“经济大国、金融小国”格局的矫枉过正也可能激发了极具破坏力的风险。
对此，财政政策应该进行相对灵活的结构调整。一方面，为重新引导流动性的合理分布，财税政策应增加资产转手环节的税收。一些类似托宾税的税制可以增加投机的成本，减少流动性推高资产价格的可能。另一方面，财政可以将集中起来的流动性，加大对低收入阶层、落后地区的投资、改革医疗教育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流动性向这些不均衡的领域引导会减轻对股市和大城市房价的直接压力，并有助于夯实社会福利体系，这也是应对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挑战的题中应有之意。
最后，应将扩大增量投资渠道，将丰富金融工具摆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温家宝总理曾对内地股市增长过快表示过担忧，但同时指出政府应采取市场手段而非行政手段调控股市，防止股市大起大落。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展金融创新有利于分散流动性集中的风险。在这一方面，中国还有待发展。
总之，中国正面临着空前的“成长烦恼”，相比别国经验，这些烦恼可能因中国发展之迅速、规模之庞大而被放大，但中国的这些烦恼并不特殊。透过繁芜丛杂的经济增长历史，我们依稀可以窥见最优转型路径的蛛丝马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