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杨绛他们遇到的同学更多。晚年的杨绛已不记得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钱钟书接到政府当局打来的电报，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开会。代表共三人，钱钟书和其他二人不熟。他们在巴黎时，不记得经何人介绍，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海经请他们吃中国馆子。他请杨绛当“世界青年大会”的共产党代表。
对此，杨绛很得意。她和钱钟书同到瑞士去，有她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钱钟书和她随着一群共产党的代表一起行动。他们开会前夕，乘夜车到日内瓦。
杨绛夫妇俩和陶行知同一个车厢，三人一夜谈到天亮。陶行知还带杨绛走出车厢，在火车过道里，对着车外的天空，教她怎样用科学方法，指点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杨绛夫妇这两位大会代表遇到可以溜走的机会，一概逃会。日内瓦风光旖旎，素有“万国之都”的美誉。他们在高低不平、窄狭难走的山路上，“探险”到莱蒙湖边，“企图”绕湖一周。但愈走得远，湖面愈广，没法儿走一圈。钱钟书作诗吟诵，分外浪漫多情：
莱蒙湖边即目
瀑边淅沥风头湿，
雪外嶙峋石骨斑。
夜半不须持挟去，
神州自有好湖山。
但是对重要的会，杨绛夫妇并不溜。例如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辞的会，他们都到会。上台发言的，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而英文的讲稿，则是由钱钟书撰写的，发言的反响还不错。
杨绛夫妇从瑞士回巴黎，就在巴黎游览了一两星期。
当时他们有几位老同学和朋友在巴黎大学上学，如盛澄华就是杨绛在清华同班上法文课的。据说如要在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需有两年学历。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所以他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他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他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钮先铭在《记钱钟书夫妇》一文中追述了他们在巴黎相遇的过程，从中我们略知钱氏夫妇的行踪：
一九三六年，我和程思进—— 程天放先生的令侄，同住在巴黎多纳福街的小公寓里，位置在巴黎大学的后方，是学生的聚散地，五区又名拉丁区，本是法国的文化中心。
有一天我与思进刚将走出公寓的门堂，看见一对夫妇也走进来，正用着英语在商量着想租一间公寓。都是东方人的面孔，男的留着一小撮希特拉式的胡子，女的梳的是马桶盖的娃娃头。二十多岁的一对青年，这种打扮，人在法国，而说英语，真是不伦不类！因之引起了我和思进的注意，认为是日本人，我和思进都曾留学过日本。
这就是钱钟书和杨季康一对夫妇。从此我们四人就做了好朋友。但时间不长，因为钟书夫妇是从英伦来度假，藉以搜集一点法国文学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