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曾自负地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他与杨绛的婚姻，常被世人誉为珠联璧合。这一点，在钱钟书的诗作中即有印证。《玉泉山同绛》诗云：
欲息人天籁，
都沉车马音。
风铃奴忽语，
午塔鬜无阴。
久坐槛生暖，
忘言意转深。
明朝即长路，
惜取此时心。
诗中所谓“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不免使人想起钱钟书的《围城》中的唐晓芙不爱写信；而杨绛给他的一封信，偏偏被钱钟书父亲钱基博接到后拆开看了，只见上面写着：“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读到此处，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后来，钱钟元嫁给许景渊，钱老夫子便拿出这封信来教育侄女。
原来一九三三年初秋，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无锡老家，还没有将自己与杨绛的恋爱告诉父亲钱基博，只是与杨绛频繁地通过书信谈情说爱。不料有一天杨绛的信恰巧给钱基博看到了，他看过信后，大加赞赏。他认为杨绛既懂事又大方，能体贴父母，顾及家庭，乃如意媳妇也。
钱基博高兴之余，也不征求儿子钱钟书的意见，便直接给杨绛写了一封信，郑重其事地将儿子托付给了杨绛。对此，杨绛以为，钱基博的做法，颇似《围城》中方豚翁的作风。
杨绛同时也把已与钱钟书恋爱的事，告诉了自己的父母。杨绛说过：“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杨荫杭对钱钟书的印象极佳，视如“乘龙快婿”。钱、杨两人的结合，在杨荫杭看来，门当户对，天作之合。
同年，杨绛便与钱钟书举行了订婚仪式。杨绛先生回忆说：“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或许不知‘订婚’为何事。他们‘谈恋爱’或‘搞对象’到双方同心同意，就是‘肯定了’。我们那时候，结婚之前还多一道‘订婚’礼。而默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不就是‘肯定了’吗？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因我爸爸生病，诸事从简）在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男女分席。我茫然全不记得‘订’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那晚，钱穆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
订过婚，钱钟书移居上海，在私立光华大学任外文系讲师，兼任国文系教员。杨绛则仍回北京，到清华念完研究生。恰巧钱钟书的族人钱穆在燕京大学任职，不日也将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