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杨绛看来，“无论中医西医，都归功于我母亲的护理。那年的除夕，我父亲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我们同吃了年夜饭。”
对此，杨绛不无感慨地说：“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生离死别，人间沧桑，不禁使杨绛产生一种世事如烟的感喟。
杨荫杭病愈后，想另换房子租住。有一位亲友为他介绍了一处，杨绛父母去看房子，也带了杨绛同去。那所房子正是钱钟书家租居的流芳声巷朱氏宅的旧屋。那是杨绛第一次到钱家，不过，没有遇见钱钟书。
后来，杨绛向钱钟书谈起：“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钟书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照墙，照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
六
一九二○年，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她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仍在无锡，在上海租赁两上两下一处弄堂房子。在上海期间，杨绛的母亲生下了她最小的妹妹杨必。
这里摘录的内容是杨绛在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定稿的《我在启明上学》中的片断，从中可以见出其与《我们仨》一脉相承的委婉的叙述风格——
我十岁，自以为是大人了。其实，我实足年龄是八岁半。那是一九二○年的二月间。我大姐姐打算等到春季开学，带我三姐到上海启明去上学。大姐姐也愿意带我。那时候我家在无锡，爸爸重病刚脱险，还在病中。
我爸爸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所以我的二姑妈、堂姐、大姐、二姐都是爸爸送往启明上学的。一九二○年二月间，还在寒假期内，我大姐早已毕业，在教书了。我大姐大我十二岁，三姐大我五岁。（大我八岁的二姐是三年前在启明上学时期得病去世的。）
妈妈心上放不下我，我却又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所以妈妈让我自己做主。妈妈特地为我找出一只小箱子。晚饭后，妈妈说：“阿季，你的箱子有了，来拿。”无锡人家那个年代还没有电灯，都点洋油灯。妈妈叫我去领箱子的房间里，连洋油灯也没有，只有旁边屋间透过来的一星光亮。
妈妈再次问我：“你打定主意了？”
我说：“打定了。”
“你是愿意去？”
“嗯，我愿意去。”我嘴里说，眼泪簌簌地直流，流得满面是泪。幸好在那间昏暗的屋里，我没让妈妈看见。我以前从不悄悄流泪，只会哇哇地哭。这回到上海去上学，就得离开妈妈了。而且这一去，要到暑假才能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