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杨荫杭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触犯了顽固的保守派，因而引起了嫉恨并遭到追捕。据杨绛回忆说：听说他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一九○六年初再度出国留学。这样，杨荫杭又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他先再次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该校本科不授学位），一九○七年七月，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学士学位而毕业。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杨荫杭在美国就读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杨荫杭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而杨绛只是在偶然的机会发现过一张她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九○九至一九一○年的注册证。倒是后来钱钟书告诉她：
“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Commercial Code of Japan）。”
在杨绛的印象中，她父亲归国途中游历了欧洲其他各国，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故而她问钱钟书：
“你怎么会知道？”
钱钟书回答说：
“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
对此，杨绛曾经专门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教授，托她找找有没有这本书。据李又安教授回信，书一点也没记错。那本书一找就见，在法学图书馆，她还为杨绛复制了封面几页和一篇卢易士教授写的序文。根据那张注册证，卢易士是当时的法学院院长。
杨荫杭的《日本商法》全书三百一十九页，于他离校以后的一九一一年出版。从序文看来，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对这本书很称赏，不过令杨绛最感亲切的是卢易士先生形容他父亲写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意，确切地表达出来。”这可能是用很客气的话，说杨荫杭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道吧？
由此杨绛猜想，她父亲再次出国四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治”产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因为北伐胜利后，她经常听到杨荫杭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杨绛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杨荫杭曾和她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她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她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不过杨荫杭和她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了。
杨绛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她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她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