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礼物送给老太太后，我如常在出版公司工作。期间跟大姑打了电话，交代礼物送到，及老太太独居的情形，大姑没说什么，甚至不要抄下老太太新换过的电话号码，说有需要的时候再向我要。我以为她久病，无力在人情世故上再费心。病人任何违背常理的事，有时可以受到谅解或刻意忽略，以省却病人与照顾者之间的麻烦。在某些情况下，我是个不要麻烦的人。
编辑会议是办公室常规，我们提企划和报告。书市竞争激烈，专事书籍推广的行销人员加入卖书战局后，行销人员负责将书推介到市场，编辑说，这本书是某某成功企业女性酸甜苦辣的奋斗史，行销若无暇看书，就直接针对酸甜苦辣的过程和成功多金的成果，发挥了引起市场阅读兴趣的想象力；编辑说，这本传记是名作家的重要生平纪实，行销未曾看到那些翻译的字句有多蹩脚，即刻将书当出土文物般广发宣传。文字可以隐形在包装之下，在会议里，我们努力让编辑像个专业的阅读者，可以辨识和修饰蹩脚的文句，让包装和文字有等值的效果，我们推论哪本书具有市场性，这种推论和事实结果，常让我们像在空中翻筋斗，随时担心一个变化的风向就会让我们摔得满身泥泞，偏偏风向老是测不准，所以开会显得重要而不可缺，我们比气象员还确定那个不可测的风向让我们的工作具有挑战的乐趣。
六点钟，刚开完一个会议，我的老板临时要求我一起出席一个出版界晚会，某个书店新开了分店也新聘了一位颇有企划经营能力的总经理，结合出版公司共同庆祝，出版者与书店打交道，有铺书通路上的顾虑，也期望在晚会上有销售市场的消息。我的老板早有准备，他穿黑色西装，蓝色的衬衫领口打了一条当季流行的银灰色领带，他来到我的座位，坐在前面那张椅子，把椅子旋转过来，正对着我，问我：“要几分钟准备？”
“几点得到？”
“七点。”
初冬的夕阳来得早，窗边暮色重重，他整个人在室内的日光灯下，暮色投影在他的左侧，那条银灰色领带吸收了这两股光线，成为焦点，既明亮又像色彩被压抑了，使人不得不把视觉往上提，一眼就看见他粗硬的发丝蓬松随意地在额前垂了几络。没有白发，以他将近五十的年纪来说，算是幸运的了。他习惯坐在那把椅子，告诉我一点他的什么决定。
“那么我起码还有半小时收拾桌上的东西？”我说。
“别收拾了，总要吃个饭。”
“晚会不提供？”
“不知道，就算有，也是小点心，不会合胃口的。我们到路口那家餐厅吃盘意大利面吧！”半小时或四十分钟之内要吃完意大利面，还包括前汤，餐后甜点和咖啡，似乎太匆忙了，我勉强接受，说：“要先点吗？我要海鲜的。”
他问有没有同事要一起去吃意大利面，他拿起电话给餐厅先点了几份套餐。我也快速拨了一个电话。
“喂。”对方声音低沉。
“你能去接孩子吗？我临时有事。”
他问我什么事，我告诉他晚会的地点，如果他可以去幼儿园接孩子，那么八点半可把孩子带到那地方交给我。他说他可以。
然后我挂了电话，抓起椅背上的外套，一件苹果绿的毛衣，他过去买给我的。我把毛衣挂在肩上，每回我这么做总是想起他，但是人生的闹钟无法往回拨，我留着毛衣，只是因为金钱有限，不轻易花钱在添购新装上。
同事陆续来到餐厅，我的老板不断挪动身体招呼从透明玻璃门走来的同事，服务生也陆续送上餐点，我沉默吃着，老板边吃边聊，笑声不断，他把面条大口卷在叉子上送入嘴里，我担心他随时可能把酱汁醮在他漂亮的银灰领带上。他第一个刮净盘子，迅速喝完一杯咖啡，看看手表，又看看我，说：“你吃不完也没办法，我们时间到了。”其实这时我的盘子也刮干净了。我们留下其他同事，拦了出租车，钻进车子里。时间过度紧迫和火速用餐，令我的胃闷烧难过，好像胃囊里顶了一个正在涨大的气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