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第一次见到大嫂贺子珍，是在1931年秋天，他和钱希均一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那时，贺子珍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科长。她一身整齐的灰色军装，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英姿飒爽，开朗泼辣，给毛泽民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当毛泽民得知，贺子珍是由永新县向井冈山撤退的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这支队伍中的第一个女兵，更加深了对她的敬重。
毛泽民是我党早期红色理财专家。来到中央苏区后，他出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在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重重包围和封锁之中，他挑起了统一货币金融、统一财政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清正廉洁，为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保证军需、支撑前方战事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排挤的艰难日子里，毛泽民时刻牵挂着落难中的大哥，甚至关心着他们的每一个孩子。
让贺子珍不能忘怀的是在长征路上。红军出发时，毛泽民夫妇与贺子珍都被编在中央纵队。钱希均与贺子珍还同在干部休养连。贺子珍的身体不好，长征前又怀孕了，每天随大部队强行军非常辛苦。毛泽民每次见到大嫂，总要关心几句。钱希均是休养连的政治干事，更是尽可能地多给她一些照顾和帮助。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进入云南途中，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击轰炸。为了掩护在娄山关战斗中身负重伤的团政委钟赤兵，贺子珍舍生忘死扑了上去，自己却倒在血泊中……当她从昏迷中苏醒来时，毛泽民和钱希均就守候在她的身边。毛泽民甚至亲自抬担架，把她抬出最艰险的一段路程。
1937年底，毛泽民从上海回到西安时，正在西安休养的钱希均告诉他一个令人惊诧的消息：贺子珍不顾毛泽东的劝说和挽留，已经动身去兰州，准备去苏联治病。毛泽民没有想到，他离开陕北不到一年，大哥和大嫂之间的关系竟闹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贺子珍自1928年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结婚，一晃10年，一直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协助毛泽东工作和照料他的生活上。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贺子珍强烈要求独立工作。组织分配她到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任科长。后来，她又到抗大学习。正是这时，贺子珍与毛泽东之间感情出现了一些裂痕。
红军立足陕北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许多抗日青年奔赴延安寻找抗日救国的真理。毛泽东经天纬地，博学多才，对许多问题都感兴趣，他很喜欢同这些知识分子们交往，从中了解情况，获得更多的信息。
贺子珍生性倔犟，内心的委屈不表露出来，却在心底掀起狂波巨浪。想到自己多病的身体，以及身上还有4块弹片没取出来，她常常处于孤独和痛苦之中。她想做手术，把弹片取出来，早日恢复健康，才能多做些工作。而延安的医疗条件太差，这样的手术做不了。她决定去西安，然后转赴上海。当时，上海设有八路军办事处，毛泽民和钱希均又正在上海执行任务。
毛泽东见贺子珍要走，就极力挽留她。毛泽东说：“这些年，你跟着我受了这么多的苦，现在情况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让你像过去那样。”毛泽东的这些肺腑之言并未打消贺子珍要走的念头。
1937年10月，当贺子珍来到西安时，抗战形势已发生变化。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开始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抗战。这时，钱希均已从上海辗转南京、武汉，回到西安。她曾极力劝说贺子珍不要去上海，那里正在打仗。直到11月12日上海沦陷，南京危在旦夕，贺子珍才彻底打消了去上海治病的念头。
正当贺子珍进退维谷之时，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达成协议，决定送一批身体较差的领导干部去苏联莫斯科，一边养病，一边学习，为未来的持久战争储备指挥人才和骨干力量。贺子珍从中受到启发，下决心要去苏联。她憋足了一股劲儿要重新塑造自己——成为一个身体强健的、有马列主义水准的革命女性！
这年11月底，贺子珍终于从西安出发，踏上漫长的旅程。这时，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与她同行的陕北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当时，贺子珍的心情非常愉快，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一路都很高兴。
贺子珍一行途经兰州时，中共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中央代表谢觉哉接待了他们。《谢觉哉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如鸟出樊笼，欢喜无限。”
然而，毛泽东最了解贺子珍的脾气秉性和生活能力。他知道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贺子珍这一去肯定要吃不少苦。更何况，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没有外交关系，我们的同志去苏联学习、治病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关怀下秘密进行的。贺子珍的身体不好，性格急躁，又不会俄语，很难融入苏联的社会生活。她面临的困难肯定比其他同志更多。毛泽东深为她今后的处境担忧。
从西安到进入苏联国境的一路，甚至在贺子珍到达莫斯科后，不断有同志捎来毛泽东的口信，让贺子珍回延安。
毛泽民随后也被安排赴苏联学习、治病，他急匆匆地离开延安，又马不停蹄地由西安直赴兰州。为什么走得这样急？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在前往新疆的运输车队中，一行有几十人，却只有毛泽民夫妇二人是去苏联的，为什么没有像前面那样有其他同行者？推测的一个说法是，毛泽民可能就是毛泽东最重要的一个“捎信人”，他们夫妇走得匆忙，就是要尽快赶到兰州好及时劝回贺子珍。
1938年1月6日，当毛泽民到达兰州时，贺子珍已于10天前飞往迪化。
2月1日，毛泽民到达迪化时，贺子珍正在那里等候飞往边境的苏联军用飞机。这是毛泽民劝说贺子珍最后的一次机会。毛泽民性格随和，很善于做思想工作。他苦口婆心地历数了大哥一路来对大嫂的感情，分析了去苏联将会遇到的种种困难，想方设法解开贺子珍心中的疙瘩。按理说，听到毛泽民一番发自肺腑的劝说，贺子珍应该动心。可她此时恨不得长上翱翔的翅膀，立刻飞往她向往已久的幸福国度，去实现心中的美好憧憬！这一次，谁的话她都听不进去了。
初到莫斯科时，贺子珍住在位于孔策沃区的共产国际党校八分部。1938年4月初，她在莫斯科谢琴诺夫妇产医院生下一个可爱的男孩。为了不耽误学习，她把孩子放在托儿所。可惜，孩子先天不足，出生仅10个月就夭折了。贺子珍忍受着失子的痛苦和顽固的头疼病，照样坚持学习。她的政治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历经痛失爱子和生活的坎坷后，贺子珍对毛泽东的怨气渐渐平息了。她盼望着在中国党校的学习结束后，能回到延安，与毛泽东重归于好。但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了。当消息传到莫斯科时，贺子珍极为震惊。她反复回想了自己离开毛泽东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情，没想到由于自己的任性和草率竟造成这么沉痛的后果！
1939年6月，毛泽民来到了莫斯科，与贺子珍同在库其诺党校七部学习。见到久别的亲人，贺子珍很动情，又很愧疚，将一肚子的心里话向毛泽民倾诉。贺子珍决心重新找回自我，面对现实，鼓起生活的勇气。
从延安来莫斯科的同志给贺子珍带话说，她离开延安后，她的母亲杜秀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已从江西老家来到延安。
1938年初，贺子珍的父亲病逝。母亲杜秀感到凄苦孤单，想与女儿一起生活。组织上派专人把老人家送到延安。可当老人到达延安时，贺子珍已经去了苏联。老人的生活就由毛泽东照顾。而当时，毛泽东正全力以赴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在一段时间里，组织上曾让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和老人住在一起以便照顾。小远志精心陪伴和伺候老人，为她洗洗涮涮，端屎端尿。杜秀老人在亲人们的关心照顾下，安享幸福的晚年。
远在异国他乡的贺子珍，想起抚养他们兄妹长大、又支持他们参加革命的老母亲，禁不住潸然泪下，她的心中对毛泽民和侄女小远志充满了感激。
